我们在风里站了一会儿（第1页）

五月，苍河县的天气开始有些夏天的意思了。

中午的太阳已经很晒了，照在水泥地上，泛着一层白。到了傍晚，风又变得凉快起来，从朔岚山那边慢悠悠地吹下来，带着山上雪融以后那种湿漉漉的凉意。南校区的柳树已经绿透了，长长短短的枝条在风里荡着，像谁把一把一把的绿丝线挂在了半空。

距离高考还有五十多天。

教室后面的黑板上，倒计时被重新描了一遍。红底白字，刺眼得很。杨海峰每天进教室第一件事，就是往那上面看一眼，然后说：“日子不多了，都给自己上点心。”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可越是这样，越让人心里发紧。

我每天五点五十起床，六点二十出门，六点五十到校。天还是半黑的，路上已经跑满了大车。我骑在它们旁边，像一只贴着地面飞的鸟。有时候风太大，我就把身子压低一点，握紧车把，在心里给自己鼓劲。李景昊说，我这叫“孤胆骑士”。我说，骑士个屁，我就是个赶考的。

李景昊最近也变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吊儿郎当，上课也知道记笔记了。有回我瞥见他的英语笔记本，扉页上写着一行字：“再不好好念，就得回家种地了。”那字迹歪歪扭扭，但看得出来，写得很用力。我笑他：“你也会怕？”他一本正经地说：“怕。怕以后连跟你一起吹牛的机会都没有。”我没接话，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赵雨菡还是那副没心没肺的样子。她成绩一般，但心态好得惊人。有一回物理老师讲题，讲到一半突然点她名字，让她站起来复述。她站起来，理直气壮地说：“老师，我刚刚在记您上一句的笔记。”全班都笑了。物理老师也没生气，只摆摆手让她坐下。下课以后，她转过来跟我说：“我发现啊，这人脸皮厚了，日子就好过了。”我点头：“是。比如你。”她做了个鬼脸。

我和邹晚棠之间，比之前多了些零星的对话。

有时是在水房。有时是在操场。有时是在楼梯拐角。每次都很短，短得像是被谁掐掉了半截。可就是那短短的几句话，能让我一整天都亮堂堂的。我开始有种感觉，好像我们又回到了高一那种状态。只是彼此都更小心了，像两个人捧着一个很薄的玻璃瓶，怕一用力就碎。

五月中旬，三模。

三模是高考前最重要的一次模拟考试。考前那几天，班里的空气都是紧绷的。下课以后没人打闹了，连赵雨菡都安静下来。她抱着她的英语单词本，翻来覆去地背。我坐在位子上，把地理图册一页一页地过。李景昊刷数学题，刷得眉头皱成个川字。我有时候抬头看看他，忽然觉得我们其实挺像的。都是被高考这根鞭子抽着往前跑的羊，谁也没比谁强多少。

三模那两天，天阴着。雨要下不下的样子，云压得低低的，把朔岚山整个遮住了。我坐在考场里，听窗外的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呜呜地响。考地理的时候，我忽然想起高一那会，我地理考了年级第一，她在前面冲我比大拇指。那画面很清晰，像昨天才发生。我低头继续答题，笔下写出一个又一个答案，像在给过去的自己回信。

成绩出来，我考了班级第十二。比一模又进了三名。地理单科，我重新考回了年级前十。李景昊也进步了，从班级倒数爬到了中游。他拿到成绩单的时候，眼睛都直了，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然后一拳头捶在我肩膀上：“老子终于不是倒数了！”

我笑着说：“晚上请我吃炸串。”

“请！”他豪气地一挥手。

成绩出来的那天晚上，她给我发消息了。

“三模怎么样？”她问。

“还行，班级十二。”我回。

“不错啊秦小傻，进步了。”后面跟了个撒花的表情。

我盯着那个“秦小傻”，心里像被猫尾巴扫了一下，痒痒的。我回：“你呢？”

“不太好。”她说，“掉到第八了。”

“那也比我好。”我说。

她发来一个叹气的小表情：“我妈说我了。”

我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回。安慰的话，打出来都显得很轻。我想了想，说：“晚上去操场走走吗？别老闷在宿舍里。”

她回得很快：“好。”

那天晚上，风很舒服。我们约的是晚自习下课以后，九点四十到十点之间，操场北边的看台那儿。南校区的操场晚上没灯，只有主席台顶上那盏旧路灯还亮着，把看台照出一小块昏黄。

我先到的。坐在看台第三排，手指无意识地敲着膝盖。心里有点慌，又有点高兴。上一次我们单独待在一起，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了。

她来的时候，我刚数到第一百三十七下。

她穿着校服外套，里面是件白T恤，下面穿着校服裤子，头发散着，被风吹得有点乱。她走过来，在我旁边的台阶上坐下，中间隔了大概二十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