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态豁达心态高瞻远瞩（第3页）

第二天一早，一辆花呢大轿将六姨太抬进了胡府。胡林翼老母、夫人设宴热情款待，陪着玩牌听曲，谈七扯八，非常开心。六姨太自幼丧母，见胡巡抚的老母这样喜欢自己，便提出要认胡母为干娘。胡母立即答应了，说认这么好的义女是自己的福气，说罢送给六姨太一副金镯，一对耳环、一枚金戒指，算是给义女的见面礼。

从此，官文不再给胡林翼找岔子，两家夫人经常来往亲如一家了。当胡林翼提出想奏请皇上让曾国藩出山，官文马上表示了支持。

有人对曾国藩说起这事、认为胡林翼太软弱了，竟然用讨好一个姨太太的手腕来换取官文的合作、岂不是有失堂堂大丈夫的气节！曾国藩摇了摇头，心想，胡林翼对官文如此谦和礼让，其高明之处胜过了自己。

曾国藩是把儒家和道家从对立位置放到互补的位置后，看到了胡林翼的高明之处。儒家思想也好、道家思想也好，人世也好、出世也好，都有它的局限性。独尊某一种思想、某一种哲学，而排斥另一种思想和哲学，这是幼稚和不成熟的表觋。

他在日记中写道：“谦者，众善之基，傲者，众恶之魁。”他认为智和愚、善和恶，这都是截然对立的东西，但是，对这些截然对立的东西却不能用截然相反的态度去对待，因为对智愚和善恶的爱憎分明的立场往往会落于俗见，给具体问题的处理带来负面影响。

所以，《荀子·非相》中提出了“兼术”，意思是：君子贤能而能容纳不贤的人，聪明而能容纳愚笨的人，博学而能容纳浅薄的人，精纯而能容纳杂驳．这就是所谓的“兼术”。

简单地说，“兼术”就是包容，即一种好的美德能包容不好的东西，因为君子立身正直，所以这种包容不仅不会损害自己的美德，反而会给君子的美德增辉。

“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这事实上也反映出了一个人的胸怀，也是做人处世的雅量。雅量体现着一个人的修养．其中虽有天生的成分，如有的人生来就心平气和、不急不躁，有人生来就是急脾气，但它更多地还是体现着后天的品行。

宽宏可成天下事

一个人要想干出一番事业，必须要有恢宏的气度，能容天下难容之人，能解天下难解之谜，必须有博大的胸怀。

曾国藩一生受儒家、道家思想影响极大。他认为，欲赢得人心，应当依照儒家最进求的“恕”的思想，儒家的“恕”就是宽恕、原谅。“恕”为古人抚心之道，曾国藩十分强调“恕”，他说：“做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又认为：敬、恕二字，细加品味体察，确实觉得一刻也离不了。

敬字当头，就会谦逊而不放狂，忠恕侍人，就会不被私心掩遮。一般情况下，待人接物，如果见到他人不对的地方，大都极端愤慨激怒，如果能设身处地替对方想想，就会心平气和，忠恕实为达到仁之境界的捷径，所以曾国藩强调一定要“从恕字痛下功夫。”

他在《书诫仲弟六则》中，明确提出了“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说自己想成名、显贵，应首先推此心到别人，让别人成名和显贵，则与万物同春！“我们兄弟一定要在‘恕’字上痛下功夫，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设身处地想想。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待人处事要设身以处地，推己及人，将心比心。

他在写给弟弟的诫语中说：“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他认为当家道、官道鼎盛之时，要做家道、官道衰退之时的考虑，我们今天处于丰厚顺达的境地，明天也有可能处于艰难困苦的境地。他对人事、政事的这些深沉精辟的见解，具有非常强的辩证因素，并以此时常激励和提醒自己，他是站在时空的制高点，以洞察环宇的姿态，以浩瀚博大的胸怀来看待这些问题的。

曾国藩认为以仁爱之心对人必定能赢得他人的爱戴，当然“仁”必须要有博大的胸怀和过人的肚量，绝不能斤斤计较。三国时的刘备之所以赢得人才的信任并拥有他们，主要是因为他宽厚待人，能容得下各种人。

《三国志》中有：“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刘备的宽厚，在用人上主要是不计宿怨，量才用人。比如黄权原是刘璋的部下，刘备人蜀时，他竭力反对，刘备攻取益州后，许多郡县望风归服，唯独黄权闭门坚守，直到刘璋投降后，才被迫出降。可是，刘备丝毫也不与之计较，仍任黄权为偏将军，倍加信任。

刘备在东征孙权时，曾把他带在身边，让他为自己出谋划策。刘备能打败斩杀夏侯渊，占据汉中，都是黄权的计谋。

刘备对其部属非常宽厚、信任，既不乱怀疑猜忌，也不滥施惩戒，这就弥补了其势力单薄的弱点，增强了政治上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吸引许多贤士纷纷来投，并与之同生死、共患难。因此，他创建的蜀汉政权，比魏、吴两国较少内乱，政治相对稳定。

曾国藩在运用抚心妙法的时候，不只是口头上讲恕道，而是说到做到，他的度量，是很能容人的，他和左宗棠的关系，就非常说明他待人忠恕的程度。左宗棠这个人虽然有本事，可最大的缺点就是恃才傲物，语言尖锐，与曾国藩常有龃龉，但曾公都是宽宏大量，不仅不与其计较，还先后多次上书朝廷，保举左宗棠，在左宗棠极其潦倒、“四顾苍茫”之时，向他伸出可贵的援助之手，最后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巡抚的高位。

同治二年，左宗棠被朝廷任命为闽浙总督，仍蜀理浙江巡抚，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了。只有曾国藩才具有如此的肚量，不计较个人恩怨而不断地报功保举，他具有名臣的胸怀，一生得到很多朋友，深得人心。

历史有名的贤臣大都胸怀宽广，不计个人恩怨，用“恕”不仅化解了个人恩怨，也使国家更加强盛。战国时，蔺相如本是赵国宦官头目缪贤的家臣，出身低微。赵惠文王因其在完璧归赵和渑池之会两件事上立了大功，便拜其为上卿。

这样，蔺相如的地位就在身经百战的老将廉颇之上了。廉颇对此很不服气，对人说：“我身为赵国的将军，有攻城野战的大功，而蔺相如仅凭言辞辩才尽了点力，地位就在我之上，我感到羞耻，不能容忍屈居于他之下。”并且扬言道：“我再遇到蔺相如，一定要当面羞辱他一番。”

蔺相如听说后，以大局为重，尽量避免与廉颇碰面，上朝时，常称病告假，不愿与廉颇争执位次排列的先后。他和手下人一起外出，远远看见廉颇的车马过来，就立刻躲开，廉颇为此很得意，可蔺相如的手下却大为不满，纷纷要求离去。

蔺相如真诚地挽留并劝解他们说：“以秦王那样的威严，我敢于在朝廷上大声呵斥他，侮辱他的大臣，我怎么会害怕廉将军呢?我回避他，是因为心里明白：强大的秦国之所以不敢进兵侵犯赵国，只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在，如果我们互相争斗，必然两败俱伤，给秦以可乘之机。”

廉颇听到蔺相如的话后，被蔺相如的高风亮节所感动，非常惭愧，就负荆请罪，两人终于和好并结成生死之交。

蔺相如将国家急难放在首位，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不计前嫌，他没有为自己的难堪和屈辱而大发其怒、记恨在心，相反却表现了宽宏大量，毫不计较，使伤害他的人也感到无地自容，不仅得到了廉颇等大臣的敬重，也维护了国家的安定。

宽恕可成天下事，可转祸为功。古人云：人若无恕，人所不亲。因此，不可在高官与权势中去争强斗胜，浪费心机，人在得意之时，要多想想失意时的心情，如果能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为人多点宽恕，那么世上的矛盾就会减少了。否则你争我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最后总以两败俱伤而告终。

唐朝李德裕是个有作为的宰相，但度量不宽，20余年间，他和牛僧孺等相互排斥。他执掌相印，负责用事，牛僧孺和李宗闵都被贬到岭南。会昌六年，武宗死，宣宗即位，德裕罢相为东都留守，牛党白敏中、崔铉等一向与李德裕不和，便趁机压制李德裕，不久，李德裕又被贬为潮州司马，再贬崖州司户。而牛党中的李宗闵天质聪颖，年轻时在京中有当世美名，后来逐渐显赫，贪爱权势。当初他为裴度赏识提携，后来裴度推荐李德裕为相，他便深为怨恨，李宗闵大搞结党营私，气焰熏灼朝廷内外，最终因此而失败。

这就是心中少“恕”，结果误人误己又使朝政混乱，如果人人都讲恕道，相互宽容，减少摩擦，就可协调工作，政局稳定。

凡事都要设身处地，为自己留下后路。《红楼梦》中的平儿，虽是凤姐儿的心腹和左右手，但在为人处事方面一赢在抽头退步，为自己留余地留后路，决没有犯凤姐儿所说的“心里眼里只有了我，一概没有别人”的错误。更不像凤姐那样把事做绝，平儿对于众人决不依权仗势，趁火打劫，而是时常私下进行安抚，加以保护，一方面缓和化解众人与凤姐的矛盾，另一方面做了好人，为自己留了余地和退路。平儿终得回报。凤姐死后，大观园一片败落，平儿却多次获得众人帮助渡过难关。

历史的经验和文学名著中人物的结局，都告诉世人一个道理：为人不可把事做绝，要时时处处为自己留下余地，宽恕待人，严以律己。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要想干出一番事业，必须要有恢宏的气度，能容天下难容之人，能解天下难解之谜，必须有博大的胸怀。且记“处事让一步为高，退一步海阔天空；待人宽一分是福，利人实为利己的根基。”“恕”是人的修身之道，更是事业成功的保障。为人如果心中无恕，一味地争强好胜，你争我斗，势必导致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