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敬肃习惯敬人敬己（第3页）

咸丰三年九月，湘勇移师衡州后，曾国藩依然张榜招募人才，同时遍访当地贤能之士。他想起了自己的老师汪觉庵，立即请老岳父欧阳凝祉带路去拜访了老师，喜得汪觉庵合不拢嘴，把自己的学生比作诸葛孔明，是羽崩纶巾之辈，这对刚出山的曾国藩是极大的鼓励。在愉快的交谈气氛中，汪觉庵提到了住在衡州的王船山的六世孙王世全，今年正逢六十大寿。曾国藩读了不少王船山的书，《思问录》、《老子衍》、《庄子通》、《周易外传》等等，推崇备至。船山公的后裔就在衡州，哪能不去拜访？吃过午饭，曾国藩就率罗泽南、曾国葆一同往城南王衙坪王世全家而去。

王世全见到曾国藩专程来拜访自己，又惊又喜。曾国藩送上一百两封银作为贺寿之礼，要王世全收下。王世全不好意思收下银子，说曾大人屈尊光临寒舍，就已让人非常感激了。船山公虽著作传世，读者众多，作为他的后裔，王世全平生的确还是头一回见到曾大人这样的高官来访。曾国藩说，略表我对船山公的一点敬意。王世全见曾国藩说得如此恳切，只得收下银子。

王船山是明末的思想家，一生清贫，晚年隐居曲兰湘西草堂读书著述，后来穷得连买纸的钱都没有，就把别人不要的陈年账本翻过来装订成册，灵感来了，随时写在这些册子上。王船山在临终时，文章写了数不胜数，可是却无财力把其刻印出来。王船山望着自己的书稿，迟迟不愿瞑目。于是，把船山公的书稿刻印出来，也就成了其儿孙的心愿。时光迁延到了道光十九年，湘潭欧阳小岑先生慷慨出资五千余金，由新化学者邓湘皋整理编辑，王船山经学方面的著作刻印出十多种，一时影响三湘乃至全国。

曾国藩听说后，心里很钦佩欧阳小岑和邓湘皋。在王船山遗作藏室，曾国藩从一面墙上看到了几位名人题字，一边读一边缓缓移步，为前辈的敬贤之心感慨万千。当老师唐鉴的一副对联跃人眼帘时，更是激动不已，“自抱孤忠悲越石，群推正学接横渠。”读罢，沉思了一会儿，心里也有了一副对联：“笺疏训诂，六经于易尤尊，阐羲文周孔之遗，汉宋诸儒齐退听；节义词章，终身以道为准，继濂洛关闽而后，元明两代一先生。”

立德、立功、立言是曾国藩追求的三不朽的事业，拜访了王世全之后，他就埋下一桩心思，什么时候牵头校勘船山公全集，既使船山公一生宏愿得以实现，又可光扬我朝学术。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攻克金陵，曾国藩立即恢复了江南科举，并于第二年主持整理《王船山遗书》，共320卷，交金陵书局出版，成为一项盛事。

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一书的序言中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于睹之大人也已；岜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言功、立言，三并不朽……荀卿亦有言：‘庸公驽散，则劫之以师友。’而严师畏友，又非亟得之于末世，则夫滔滔者之日趋于下，更奚足怪！其一于有志之士，其亦惟乞灵典册，得片言章义而持守之，以自鞭策，自夹辅，自营养，犹或可以杜防堕落而渐进于高明。古人所以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日三复，而终身诵焉也。”

梁启超对曾国藩的评价是公允的，我们通过历史的眼光看，至少是恰如其分的。

以无私的心尊敬朋友同事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尊重对方，朋友的话要听得进去。

曾国藩写信给曾国华说：“香海为人很好，我虽然和他住在一起不久，而了解很深，你可以把他当做自己的兄长。丁秩臣、王衡臣两位我都没有见过，大约可以做弟弟的老师。是认他为师，还是认他为友，弟弟自己决定。如果真是威仪可为表率，淳朴实在，宠博通达，认作老师完全可以；如果只是博雅能文，结为朋友可以。不论是认为师或认为友，都要抱一种敬畏的心理，不要等闲视之，慢慢就怠慢亵渎了人家，那便不能受到教益。”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九月十八日，曾国藩写信给几个弟弟谈求学之法，陈述如下：

吴竹如近日往来很密，来了便要作整天的谈话，听说的都是关于身心健康、国家大事。他说有个窦兰泉的，云南人，悟道非常精当平实，窦对我也很了解。彼此之间还没有详访过。竹如一定要我搬进城里住，因为城里的镜海先生司以师事，倭艮峰先生和窦兰泉先生可以友事，师友夹持，就是一个懦夫也要立志。我想朱子说过：“做学问好比熬肉，先要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我生平的功夫，全没用猛火煮过。虽然有些见识，是从悟境得到，偶尔用功也不过优游玩索罢了。好比没有煮熟的汤，马上用温火温，越温越不热。因此，急于想搬进城里去，排除一切杂念，从事于“克己复礼”的学问。

镜海、良峰两先生，也劝我快搬。城外的朋友，也有想常常见面的几个人，如邵惠西、吴子序、何子贞、陈岱云。惠西常说与周公谨交，如喝醇酒，我们两人有这种风味，所以每次见面就长谈舍不得分手。子序的为人，我至今不能定他的品味，但是见识却是博大精深，常教我说：“用功好比挖井，与其挖好几井而看不见泉水，不如老挖一口井，一定要挖到看见泉水，那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这几话正切合我的毛病，因为我就是一个挖井而不见泉水的人……

曾国藩的“敬”字功夫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理应是平等和互惠的，正所谓“投之以桃，报之以李”。那些敬让而豁达的人才能赢得更多的朋友。相反，那些妄自尊大，高看自己，小看别人的人总会激起别人的反感，最终使自己变得孤立无援，别人都敬而远之，甚至是“厌”而远之。

在交往中，任何人都希望能得到别人的肯定评价，都在不自觉地强烈维护着自己的形象和尊严，如果他的谈话对手过分地显示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那么无形之中是对他自尊和自信的一种挑战与轻视，排斥心理、乃至敌意也就不自觉地产生了。

曾国藩与左宗棠的交往过程闹过不愉快，但纵观他们几十年的关系，不难发现，曾是敬重左的，并且以他的敬重最终感动了朋友。当时知道他们俩交往经历的人说：“曾公眼中有左宗棠，左公眼中无曾国藩。”曾国藩听了一笑，道：“左公有时对鄙人颇有微词，我略闻一二，但要让我以牙还牙，我还真做不到。就让那些说法自生自灭吧。”曾国藩对左宗棠可谓敬重有加啊！咸丰六年（1856年），他举荐左为兵部郎中。可是咸丰七年，当曾国藩在江西听说父亲去世，立即请假回家，左宗棠对曾国藩“弃军返乡”之举表示不满，进行了猛烈地抨击。曾国藩听了非常难受，但他路经长沙，特意拜访左宗棠，并求左宗棠赐篆书，以示敬仰之意。

咸丰十四年，曾国藩初次出兵即遇大敌，在靖港一战惨败。他心灰意冷，想一死了之，投水后被人救起。左宗棠来见曾国藩，不但不安慰，反而直言批评他，说：“国事尚没有到此不可收拾的地步，你这样消极，不是不义之举吗？”曾国藩本就心情沉重，听了左宗棠的指责，更是难受不已。

一次，湖南巡抚陈宝箴去南京办事，去看望曾国藩。曾国藩见陈宝箴满脸都是汗珠，忙问是什么原因。陈宝箴讲了路上的经历：

我来的路上乘船，舵工和橹工因操作意见不一致而争吵，两个人越吵越厉害，竟然都跑到岸上，不再开船。船上没有船工，水流冲击，眼看船都快翻了，我非常害怕，赶紧登了岸，对两个船工说：“你们是因船而怒，可见都是爱船之人。现在你们舍船争斗，船没有人管，都快翻了。你们为什么不同舟共济，把船客送到目的地，得到应得的利益呢？”这两个人都被我的话说愣住了，然后两个人相互望一眼，笑了，他们把我拉到一家酒店，非要请我喝酒，感谢我使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我喝酒耽误了时辰，下船后使劲跑，你看，满头大汗……

听了陈宝箴的话，曾国藩也愣住了，想起前些日子与左宗棠的分歧，不禁哈哈大笑，说：“难道我还不如一个船工吗？”从那以后，曾国藩就有意改变自己，多敬左宗棠一分，不至于惹起军事计划上的冲突，而损失共同利益。

左宗棠为什么值得曾国藩尊重？曾国藩看人看主体，看大的闪光点，而不放大其缺点。当朝廷向曾国藩打听左宗棠这个人如何时，曾国藩没有以小人之心挤兑左宗棠，而是说：“左宗棠刚强能干，能吃苦耐劳，而且通晓战法。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我想让他协助办理湖南团防事宜，他一定会感恩于朝廷，拼死报效。”

当湘军与太平军处于胶着状态，战事紧迫，杭州将军瑞昌与浙江巡抚王有龄等战死，地方军、政领导队伍必须尽快补充完善，曾国藩再次保举左宗棠：“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办浙省，可取决于呼吸之间。左宗棠前在湖南巡抚幕中赞助军谋，其才干实可独当一面……”没过一个月，左宗棠就被朝廷命为浙江巡抚。

看老爸如此敬重朋友，而朋友却并不都敬重老爸，曾纪泽有时难免不平。曾国藩对儿子说：“我对左宗棠、沈葆桢二人以怨报德的做法，不能说心中毫无芥蒂，然而我只求对得起天命和良心。你们少年人，尤其不宜妄生意气，对他二人互不理睬就够了，千万不许出口抱怨，切记切记。”

曾国藩的“敬”字功夫，到最后还是打动了左宗棠。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国藩去世，左宗棠在写给自己儿子的信中说：“对于曾公的辞世，我内心充满了悲痛。不但时局令人忧虑，而且在交游和情谊方面，我也难以无动于衷。我已经赠费四百金，并撰挽联一副：‘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如金，攻错如石，相欺无负平生。’这说的也是实话。我看到江苏巡抚何景代恳请皇上加恩，抚恤曾公的奏折之后，感到对于曾公的心事很中肯地做了叙述，阐发其中内容不遗余力，知道曾公的儿子纪泽也能有其父亲那种实际的作风，可以说无愧其父了……”

他还交代儿子，当曾国藩的灵柩经过湖南时，一定要前往吊丧，以敬重父亲的朋友，祭祀用盼牲畜和甜酒以及丰盛的菜饭都不可少。

左宗棠性格刚强，但品质不坏，曾国藩尊敬他，他不是不知道，也不是故意以怨报德，而是性格决定其常常话语伤人，他自知道德修养、为人处世上不如曾国藩，所以他如下的表白，是很让人替曾国藩欣慰的，他说：

“君臣朋友之间，居心宜于正正，用情宜于厚道。从前我与曾国藩之间的争论，每次写好奏折送到朝廷后就立即抄录稿子送给曾公一份，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化，一点也没有待人处世富于心机的意思……我与曾公所争的是国事与兵略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争权竞势所能比拟的……”

一提起家人，曾国藩的内心颇不平静，他认为自己一生于五伦中，对兄弟一伦心中愧疚最深，因为父亲把自己的学识都教给了他，而作为老大，他却不能把自己的学识尽数教给弟弟们。他说：“是不孝之大者也！”

曾国藩父亲去世，他回家守丧的那段日子，因兵败于石达开，咸丰帝免了他的兵权等事，弄得他的心情很不好，以致经常因为小事而大骂自己的弟弟和弟媳妇。他在家的一年中，与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闹过别扭，发生过争执，而且这些冲突都是曾国藩惹起的。曾国藩后来为这段经历感到十分后悔。咸丰八年（1858年）十月，弟弟曾国华、爱将李续宾战死于三河之役，曾国藩更是陷入到了深深的自责之中，认为正是由于自己的情绪化反应才导致了这场灾祸。

其实，曾国藩对家人的关照特别多，对弟弟的教育更是苦口婆心，循循善诱，批评指正，丝毫没放松过。弟弟们到了青壮年，他仍然把自己的处世做人的思想灌输给他们。曾国藩有深深的家族情结，着力打造清朝“臣民第一家”。“家国一体”是儒家的伦理纲常原则，“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家庭不和谐，社会将失去和谐的基础，所以，慎重处理与家人的关系，也成为曾国藩“敬”字功夫的内容之一。

无论身在京城忙于公务，还是征战疆场戎马倥偬，曾国藩都对湖南老家亲人十分牵挂，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曾国藩听说老乡朱啸山将回湖南探亲，急忙跑去，托他带一百两银子、一斤半高丽参、一包书共九套给父母兄弟。不久，朋友冯树堂告诉曾国藩，他将回湖南，问有没有什么事向家人交待。曾国藩托他带寿屏一架、狼毫笔二十枝、鹿胶二斤，还有对联、堂幅一包，对联、堂幅送给哪些人还作了安排：金耀南年伯四条，朱岚暄四条，萧辛五对一幅，江山母舅四条，东海舅父四条，父亲横批一个，叔父折扇一柄等等。他还捎信交待，送江氓山东海高丽参六两，送金耀南年伯参二两，都是一定要送的，弟弟们要禀告父亲大人再送。

曾国藩的四妹因习惯性流产，生育很难，由于农村人的愚昧，种种闲话给四妹的精神造成了压力，常往娘家跑。曾国藩写信说，生育这件事最大，断断不可用人力勉强为之。听说四妹每天起得最迟，往往是她的婆婆来服侍她。曾国藩最讨厌懒惰之人，生气地说：“反常之事，最足折服！”他希望弟弟们在家里晓之大义，时时劝导四妹，使她改变过来。

曾国藩敬家人，有一个“道德精神”的前提。何为道德精神？道德精神是天道与人道，即天人合一的精神，是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冲突融合而和合的精神。和合是天地万物存有的根据或原因，是存有的方式，是动态的、开放的过程，是心情宁静安详、心绪和平恬淡、心灵充实愉悦的境界，可以达到人和而天和、人合而天合、人乐而天乐的天人和乐的和合境界。

基于这种观念，曾国藩敬重家人就包含了一种道德的责任，他说：“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即率兄弟以不孝电，吾不敢也。”

曾国藩曾下决心做一部《曾氏家训》，他与弟弟们详细地谈论过。后来因为要采择经史书籍，发现如果不是对经史烂熟于胸，那么选择起来就会割裂先哲的思想，断章取义，支离破碎，缺乏逻辑。至于要选择诸子各家的言论，工作量非常大，而他政务、军务缠身，用零散的时间写怕收不齐。他明白古人写《大学衍义》、《衍义补》等书，是作者心中早就有了编著的条例和理论意见，而后随便引经据典来证明自己的理论观点，并非是翻阅别人的书来抄写成书的。曾国藩感到著书的艰难，所以就不打算写《曾氏家训》，如果自己将来掌握了很多处世的道理，对诸子百家、先贤智士的理论观点融会贯通，再写不迟。

曾国藩尽管没有写《曾氏家训》，但他给家人写了1400多封家书，坚持记日记达200多万字，著多篇经典范文，可谓字字珠玑，直到临终的前一天才搁笔。他的家书构成我国传统家教文化的一种景观，其价值和影响都超过了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