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官处处关怀身边人（第2页）

咸丰八年，曾国藩在浙江办军务，白天与胡林翼会商进兵、筹饷之策，晚上看书、写日记。四月初九日晚，曾国藩大概看了一个时辰的《左传》和一个时辰的《史记》，什么时候侍从康福来还书，并站在书架旁选其他书，曾国藩并不知道，他见康福后说了一声：“你过来。”然后分别打开《左传》和《史记》中插书签的那一页，对康福说：“这是我今夜重温的两段，你读读吧。”

少年失去双亲的康福没有接受过私塾教育，但他受家传棋艺的影响，围棋下得不错，咸丰三年曾国藩回籍时无意中发现了他，便把他留在身边，培养成为一名亲信。这些年来，康福在曾国藩的教育下，已成长为一个有谋有勇的人。康福接过老师的书，按圈点的内容看了起来：

郑国曾经派子濯孺子去攻打卫国，战败，便逃跑，卫国派庾公之斯追击。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的病发作了，拉不了弓，我活不成了。”又问给他驾车的人说：“追我的是谁呀？”驾车的人回答：“庾公之斯。”子濯孺子便说：“我死不了啦。”驾车的人不明白：“庾公之斯是卫国的名射手，他追您，您反说您死不了啦，这是什么道理呢？”子濯孺子回答说：“庾公之斯跟尹公之他学的射箭，尹公之他又是跟我学的射箭，尹公之他是个正派人，他所选择的学生、朋友一定也正派。”这时，庾公之斯追了上来，他见子濯孺子端坐不动，便问道：“老师为什么不拿弓呢？”子濯孺子说：“我今天病了，拿不了弓。”庾公之斯说：“我跟尹公之他学射，尹公之他又跟您学射，我不忍心拿您的技巧反过来伤害您。但是，今天我追杀您，是国家的公事，我也不能完全放弃。”于是，庾公之斯抽出箭，在车轮上敲了几下，把箭头敲掉，用没有箭头的箭向子濯孺子射了四下，然后回去了。

康福看完这则故事，抬头看了一眼曾国藩，心想老头子为什么要我看这个故事。见曾国藩正在写信，康福又读起《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吴起爱兵的故事：

战国时兵家吴起善用兵，屡建战功，被魏文侯任为西河守。吴起治军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爱兵如子，因而深得人心，得到广大将士的尊重。

有一年，吴起统率魏军进攻中山国，军中有一个青年士兵的身上长了毒疮，痛得他满地打滚。吴起看到后心急如焚，他听人说毒疮里的脓血不排出来，病是好不了的。出征途中，各方面条件都很差，要想排出脓血只能用嘴巴去吮吸。为了解除士兵的痛苦，吴起不顾毒疮的又脏又臭，亲自用嘴巴吮吸毒疮，脓血排尽了，士兵得救了，这个士兵感动得热泪滚滚。吴起为士兵吸毒的事情，在军营中传为佳话。

由于吴起爱兵如子，治军有方，公元前409年，吴起率兵讨伐秦国，所向披靡，一连攻克五个城池，夺得了西河地区。以后，在他镇守西河的27年间，先后率军与诸侯大战76次，全胜的就有64次，这与他体贴下士、治军有方是分不开的。

就在康福读书的时候，曾国藩手不停歇地写着致前线指挥曾国荃的书信：

“你目前名望正高，务必要坚持不懈，有始有终。治理军队的道理，能战争是第一要义。如果围攻半年，一旦被敌人冲突，不能取胜，或者受到小挫折，那么你的名声一个早晨的时间便下落了，所以说探骊的方法，是以会战斗为得珠。能爱民为治军第二要义。希望弟弟兢兢业业，一天比一天谨慎，一直到底决不松懈，那不仅为我补救了从前的过失，也可以为我父增光于九泉之下……”

其实，曾国藩这一“爱”字功夫，道理是非常浅显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上下级之间有没有爱，决定了其工作配合是否默契，是否有效率，合作事业是否长久，是否成功。

对待犯错误的下属要大度

“人非神仙，孰能无过？”人类的特征之一就是犯错误，但犯了错误须加以改正才能进步。所以说，“过而能改，即不为过；过而不改，才是真过。”

儒家在处理过失和改过的关系方面，强调改过，并把道德修养过程也看作是改过迁善的条件。孔子说：“丘有幸，苟有过，人必知之。”他承认自己犯有过错，并认为过错被别人所了解是自己的“有幸”。他反对有人对过错采取不承认的态度，“小人之过也必文”，文过饰非，把过错掩盖起来是不对的。他还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于是提出“过则勿惮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君子不仅要正确对待自己的过错，也要正确对待别人的过错，要容许别人犯错误，对别人过去的错误采取谅解的态度。对此，孔子提出“既往不咎”，即已经过去的事不要责备了，着重看现在和将来的表现。

1。宽容是爱

人的成长是一个过程，好的修养是累积的结果。据载，曾国藩小时候是个不饶人的家伙，9岁时，他寄居于桂花塘欧阳先生家中读书。

有一次，他与欧阳先生的儿子发生口角，欧阳先生偏袒自己的孩子，不分青红皂白便批评曾国藩。曾国藩将此事牢记心底，离开欧阳先生家时，偷偷地把欧阳家的金鱼缸打破，弄得水干鱼死，然后怀着报复取胜的得意心情随父亲回家。

12岁时，曾国藩与伙伴在村子里的神王庙玩耍，不小心将神王像碰倒在地。父亲得知后狠狠地将他训斥一番，还给神王重塑了金身。父亲怕曾国藩闯下更大的祸，决定让他到离家6里的古罗坪读书。曾国藩为此和神王像结了仇，每逢路过神王庙，就把系绳子的竹棍放在神王肩上，气愤地说：“我去读书，你要好好地替我看马。如果马跑了，定不饶你！”

现在我们来看这样两桩事，也许会觉得少年曾国藩天真有趣，但从中却可以得出一个道理：曾国藩从一个调皮男孩成长为懂得爱、善于爱的道德建树者，说明人是可以改变的，大可不必对别人的缺点抓住不放，不可因人家犯了一次错误就一棒子将其打死。

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攻占南京，宣告太平天国覆灭。朝廷里的最高统治者自然高兴，他们对湘军将领进行了褒奖，全军上下一片欢腾之际，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李臣典是个血气方刚、作战勇敢的猛将，他第一个冲进城，进城后兽性般抢占了不少女人，因纵欲过度、食**过量，一天后突然暴毙身亡。

曾国藩闻说后既生气又很伤心，部下出现这种情况，谁的责任？他来到李臣典的床边，见几天前还是一个虎虎生气的战将，转眼却变成了一具尸体，他心里很难受，一边摸着李臣典的额头，一边念着李臣典的名字，泪如雨下。

就在李臣典死后不久，朝廷的赏赐上谕到了，李臣典被封为一等子爵，并赏穿黄马褂，赏戴双眼花翎。曾国藩正在心里念叨李臣典无福享受，叹惜再三时，一个叫朱洪章的人跑来对曾国藩说，第一个冲进金陵城的是自己，不是李臣典。曾国藩听了一震，眉头紧锁起来。第一个冲进金陵城的是李臣典，怎么突然变成了朱洪章？这小子明明是占功！

曾国藩正要发脾气，这时朱洪章说，六月十六日上午，地道挖好，点火进攻前，九帅（曾国荃）集合各营，讨论由谁为攻城先锋，大家都不敢领命，我出队领下了先锋之命并立了军令状，我率焕字营1500兄弟从城墙缺口冲人，第一个进了金陵。

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李臣典虽未第一个进城，但却是最先打到天王宫，是李臣典经过贿赂起草折子的彭寿颐改动的。曾国藩勃然大怒，喊着要处分人！

当身边人都离开之后，曾国藩陷入到了痛苦与沉思之中，他突然想起那年在徽州祁门一座寺庙里听老住持讲的禅公案。相传古代有位老禅师，一天晚上在禅院里散步，突然发现墙角边有一张椅子，他一看便知有位出家人违犯寺规越墙出去遛达了。老禅师没有声张，走到墙边移开椅子，就地而蹲。一会儿，果真有一小和尚翻墙入院，黑暗中踩着老禅师的背脊跳进了院子。当他双脚着地时，才发觉刚才踏的不是椅子，而是自己的师傅。小和尚顿时惊慌失措，张口结舌。但出乎小和尚意料的是，师傅并没有厉声责备他，只是以平静的语调说：“夜深天凉，快去多穿一件衣服。”老禅师宽容了他的弟子。他知道，爱是宽容，宽容是一种无声的教育。

曾国藩想想这些年风风雨雨，那么多兄弟舍生忘死地跟着自己，实在不容易，他们性格各异，涵养不同，每个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毛病，大家聚到一起共事，对于利益的竞争，谁都会犯下或大或小的错误，包括自己曾在衡州为了打串子会，标榜“严治”，不也一时失去理性而错杀无辜吗？为了激励将士们顽强杀敌，建立功勋，他亲授腰刀，承诺谁有功就上折举荐谁！除了少数人，哪个人不想升官发财？对于九死一生的将勇们来说，胜利之后需要的当然是更多的荣誉。如果自己这时候严惩一批，不是冷了他们的心吗？以后作战谁还卖命？曾国藩认为，这件事要慎重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于是，他还是让李臣典的儿子代领了封赏，并做朱洪章的思想工作，以内部奖励方式安慰他，承诺以后定上折保举。对于徇私舞弊的彭寿颐，曾国藩严厉地批评了他一番，以“下不为例”四字原谅了他。

2。严格也是爱

宽容是爱，但放松却是害，故而“严”也是一种爱。曾国藩对犯错误的下属并不是一味地原谅，有时哪怕下属犯了一次小错误，但因情节严重，他仍会以“大爱取代小爱”，作出必要的严厉惩罚。

李元度曾是曾国藩盼的“辛苦久从之将”，曾国藩自称与李元度“情谊之厚始终不渝”。在靖港、九江、樟树镇等战役中屡屡战败的艰难岁月里，李元度始终不离曾国藩，给予了曾国藩非常有力的支持。但是，这样的好朋友犯了错误之后，曾国藩却没有因个人的私情而偏袒他。事情是这样的：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李世贤率7万人马将宁国府团团包围。湘军驻防宁国府的是鲍超的霆字营，霆字营只留了3000人守城，其他7000人分扎在城外百里外的地方。曾国藩的前线指挥所设在祁门，宁国府是祁门的屏障，其得失影响着整个徽州战役。曾国藩接到鲍超请求救援的消息后，正在琢磨派谁去援救。这时李元度站出来，要求把这个任务交给他，曾国藩答应了。

曾国藩怕李元度有什么闪失，出师前特向他交待了五点：一戒浮，不要听信那些好说大话的人的话；二戒自负，切莫自视过高，瞧不起别人：三戒滥，不要乱用银饷，对人员的保举也得有所节制；四戒反复，用权讲灵活性不等于朝令夕改；五戒私，用人是因为职位的需要，而不可因与人私交好，就给他位子坐。

李元度率军开进徽州城的第二天，太平军罗大纲、周国虞的4万人马也到了城门外。这时，李元度还是听信了身边那些无打仗经验，喜欢纸上谈兵的谋士的话，认为绿营兵不可信任，城门不能让他们守。那些从各城门撇下的绿营兵，都作为苦力去扛弹药、担砖石、运粮草，他们对受到的歧视十分不满，边干活边骂李元度是个偏见的东西！在委屈和愤怒的情绪下干活，速度慢，效率低，影响到了军需供给。这是李元度犯的第一个错误。

接着，绿营兵中那些恶习重的人，借口五个月没有领银饷的理由，公然抢劫军中银库。李元度得知后，又犯了第二个错误，他愤怒地将闹事的绿营兵抓起来，不分情节轻重一律砍头。这场内讧使太平军得到了破城的极好机会，当太平军主动发起进攻时，不少绿营兵反而拿刀砍杀湘勇，徽州城很快就被攻破了。李元度吓得带着一批随从从西门逃出城外，才得以保住身家性命。

李元度丢失了徽州城，让曾国藩悔恨不已，认为如果这样的过错都原谅，那军纪就成了一纸戏言，自己这个做主帅的将因私情与偏爱，遭天下人指责。曾国藩毫不留情地参劾罢免了李元度皖南道台的职务。

对于曾国藩参劾李元度这件事，从当时到如今，都有人认为曾国藩寡情薄义。当时李鸿章等人出面说情，劝阻曾国藩不要参劾。曾国藩说，李元度丢失徽州城，老百姓编了一个对联：“士不可丧元，君何以忘其度。”这不是骂曾国藩包庇有重大过失的人吗？不参劾李元度，天理何在？国法何在？朱子说：“义理不明，如何践履？”王阳明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如果仔细品读曾国藩的人品思想，就会发现他的“爱”是建立在“公义”良知基础上的，尽管他一生没有完全做到大公无私，但至少他在处理李元度的问题上，体现了“小过宽宥，大过不谅”的原则。然而即便如此，曾国藩于同治元年（1862年）六月初三日说：“余生平于朋友中，负人甚少，惟负次青（李元度）实甚，两弟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

人情上对某个人过意不去，而于公道、人心上无损于爱——这是我对曾国藩“爱”字功夫的深切体味。

把下属当作亲人来爱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孟子呼吁：“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儒家的“以人为本”的思想，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懂得人情，才会揭示人性与自然天地的关系，以致发现人伦和谐、团队和谐、社会和谐。曾国藩在《劝诫营官四条》中说：“为营官者，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