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68年阳历3月（第9页）

回连刚想躺下平静一会儿，连部文书来找我说出去走走。老兵们说出去走走就是找谈谈心。屋里没静地方，战士们谈心都是在外边走着或是坐哪僻静处谈。

“你要树立长期战斗队思想！”我们走在山坡上文书没头没脑这样说。

长期战斗队思想原本是毛主席在《古田会议决议》中要求红军要牢固树立长期作战观念，后来慢慢演变成要长期在部队干的意思了。如果跟哪个士兵讲你要树立长期战斗队思想，那就是让你做好思想准备，要提你当干部。这意思文书找我谈话时我还不懂。

“喝十三年墨水，当过红卫兵头头，现在又这么重视你”，文书神秘地看着我，“要提前有个思想准备，别辜负组织对你的期望。”

我还是听不懂他话的确切含义，党组织的期望还是团组织的期望？什么期望？我疑惑地瞅着他极虚心地听。

“严格要求自己，准备挑重担！”

“……？”

“要经得住考验，别跟一般同志一样对待自己！”

我极庄严点着头等听经受什么考验哪，他却说：“我事很多，特别忙，就不多谈了。你回去休息吧！”

文书不过就是跟班长一样大的兵，我当时却以为在连部工作肯定比排长们重要，他的话大概是代表连里说的。虽然不确定什么事儿，可能要比别人受重用这意思是能领会的，就是提醒我要经受住考验呗。当几年兵以后明白了，那文书不过好故弄玄虚，看我将来能出息成个干部起码可以当到不小于连长的官儿，所以摆着老资格同我套近乎买个好而已。可他的话却唬了我好一阵子，尤其那句神神秘秘的考验二字，折磨我比别人多耗多少心血啊。

生日那天整个下午都被文书那几句当时听来极其奥秘现在想来十二分浅白的话占去了。花棉袄结巴老兵杨烨的事都丢到脑后，一心琢磨将会遇到什么样的考验，这考验会多久，考验落到我肩上的重担会是什么。

“团员应该带头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是有的人总把握不住自己，寻寻摸摸就好单独接触女的，想干什么？部队不是老百姓！”

团支部书记就是副指导员。他这不知冲谁去的话一箭三雕。首先，全连岁数最大的团员——结巴老兵脸白了，汗珠子顺脸直淌。我也心惊肉跳脸滚热滚热的以为去看杨烨的事让他知道了。我想会后找他解释一下，不想吴勇当场站起来自我批评道：“我知道副指导员说的是我，我多次单独去师招待所看一个叫杨烨的女同学，给她送过东西，一块吃过饭谈过心。我们是同班同学，又是一个组织的好战友，她跑部队来非要一块当兵又没当上，非常需要我的帮助。领导批评得很对，现在不是老百姓了，男女来往一定经领导批准。今后不经领导同意，我绝不单独去看她了！”

吴勇当众说这些话什么意思？他只字不提我和杨烨的关系，一口承认自己和杨烨是好战友，是主动承担错误还是别有用心？在会上点名道姓说和杨烨好，这不是同我争夺吗。

副指导员却说：“新兵吴勇自我批评精神很好，凡有这类毛病的都要改一改。但是，我方才指的不是吴勇。是谁，谁自己知道，他自己照量着办吧！”

这招真够损了，不但我和结巴老兵暗自害怕，连去抓结巴老兵那几个人心里也没底了。疑心我们发誓保密那事连里知道了。会后我们几个凑到一块，谁都说没向连里透露，但还是担心连里已经知道，有人提出主动交待算了。

结巴老兵急了。“还……还是先……先别说，以前连里也……也经常这么敲……敲山震虎，胆……胆小的就主动交……交待事。其……其实连里不……不知道！”

我们新兵不懂敲山震虎这一说，经不住结巴老兵哀求，又统一了口径，再等些日子看看。

我疑心我和杨烨在猪圈那些对话让副指导员听去了，还疑心文书说的考验是不是也指这个。

我疑虑重重，吴勇却轻松得直唱歌。这小子开始明显和我比着干。

晚上去火车站卸石灰，我不戴帽子他也不戴，我不围毛巾他也不围，后来我索性连风镜和口罩也不戴了，他比我更狠，连棉袄都脱了，只穿绒衣。卫生员批评我们不注意卫生我们也不理他的茬，心里话，晚上连长指导员点名一表扬不怕脏不怕累什么都有了。

可是干完活既没有点名也没集合，带着满嗓子眼石灰上床时就是睡不着，觉得还应做件谁也不知道的好事，这样即使副指导员说的是我我也好说多了，我还做过谁也没告诉的大好事呢。我就琢磨干件什么事好。

一个风雪弥漫的早晨我们路过长春市郊区，一个光脑袋的小男孩从村里跑出来拦住我们。“红卫兵大哥哥你们去哪儿呀？”他蓬乱的头发间满是雪花。

“北京！”

“北京？！”男孩十分惊讶，“到北京能见到毛主席吗？”

“当然能！”我们并不是唬弄小孩而是真就那样认为的，因为我们乘车串联到北京那次已见过了。

“见到毛主席给我问好行吗？”

“当然行。”这我们也不是唬弄他，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向我们挥手时，多喊一声毛主席万岁不就是替问好了吗。

小男孩高兴得仿佛毛主席已知道他是谁了，搓着小黑手直踢雪。

我们又匆匆往风雪的前方赶路了，忽然小孩又追着我们喊：“红卫兵大哥哥还有一个事！回来给我捎个毛主席小脑瓜呀！”

男孩指的是毛主席像章，他的天真令我们好感动啊，我们使劲挥挥手答应他了，他也没问我们姓何名谁来自哪里就乐颠颠跑回去了。在孩子们天真的心里，答应了的绝对就该兑现，何况是红卫兵大哥哥答应的事呢。那天我们受他鼓舞多走了二十里路。可后来并没把答应他的话当真。

另一件是在一个夜晚。我们赶到辽宁一个山村投宿。房东是个中农老大爷。他听我们说去北京，激动得咳嗽喘了，非让我们代他写封信给毛主席捎去。他口授，让我们原话记：“……首先敬祝毛主席您老人家万寿无疆！我是中农张万福。托您的福，我过上了吃饱穿暖的日子，就有一件事想求求您，我们中农得不到您的像章和您的书。您能不能给下边发个指示，再多弄点……”

那位中农老人用他一生搬弄土块裂开道道血口的右手食指打了个手印，他蘸了好几遍印泥的手印按得那样庄严！信是带上了，可想而知我们没法当面交给毛主席，投进北京信箱里谁知毛主席收没收到呢。

这两件事使我决定，借十元钱，买五十枚毛主席像章五十本“老三篇”，匿名寄给我们连驻地不远的一个生产队，收件人就写全队的小朋友和贫下中农（特别注明包括中农），寄件人只笼统写我们师的代号。这样我才踏实地睡了。第二天就认真付诸了实施。直到现在也没人知道我做过这样一件事，它的价值也就在于使我自己不安的心里得到平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