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上勤就是上战场（第2页）
从始至终，苏星都没有吭一声。
当苏星脚上的马靴脱下来之后，看着马靴里的半靴子鲜血，队长王俊华的眼睛湿润了。
他又重复了一遍那句经常被大家说起的话：“上勤就是上战场，小苏，好样的。”
其实，河南籍的王俊华本身就是一个视“上勤就是上战场”的人。
提干之前，王俊华是国旗护卫队的第一任擎旗手。
一次，在降旗前的热身训练中，因踢正步时用力过猛，王俊华把左脚的拇趾踢断了。
王俊华当时就疼得坐在了地上。
中队领导马上叫来卫生员准备送他去医院，但这时距离降旗只剩下20分钟了。
王俊华是队里唯一的擎旗手，一时找不出合适的人来替换。
指导员看到他痛得直不起身，就说：“俊华，你放心去医院吧，我找人顶替你。”实在不行就换人吧。
王俊华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说：“指导员，要是平时训练临时换人可以，现在是正式的降旗仪式，万一有点闪失，就会损害国旗的尊严和祖国的形象，我还能坚持，等降完旗我再去医院！”
就这样，在王俊华的一再坚持下，指导员含着泪同意了。
吃了几片止痛药，扛着国旗的王俊华就拖着骨折的脚趾上阵了。
王俊华身高1米87，体重87公斤，齐步走时疼痛还轻一些，一换成正步，左脚就疼得钻心，每走一步都感到十分吃力。
但一想到自己的神圣使命，王俊华还是咬牙坚持着，从表情和动作上都看不出他是一个刚刚脚骨骨折的人。
当降完旗回到驻地后，王俊华的礼服已经被汗水浸湿了，左脚疼的直进凉风。由于带伤用力，左脚急性水肿，马靴和脚面紧紧地贴在一起，怎么也脱不下来。战友们只好用剪刀把马靴剪开，才把脚拿出来。到医院之后，医生说要打上石膏，静养一个月。一想到队里的升降旗，王俊华急了，向医生恳求说：“医生，我明天还要升旗，打上石膏就不能走路了，还是用别的办法吧。”
在王俊华的一再恳求下，医生只好先用钢板把受伤的脚趾固定起来然后再缠上绷带。这样一来，王俊华的左脚就比右脚整整大了2个号码。
第二天凌晨四点半，他左脚穿46号马靴，右脚穿44号马靴，通信员用自行车把他推到天安门门洞前。
升旗方队要出发了，王俊华扛起国旗又站在了方队的前面，迈着庄严的正步向天安门广场走去。
就这样，王俊华带着脚伤咬着牙坚持了20多天。他的脚肿了消，消了又肿，从没有误过一次升旗。
在那些天里，每次升降旗回来，中队干部都问他还能不能坚持，他总是笑笑说：“说实话，要在平时，肯定坚持不下来，可是只要国旗一扛上肩，脑子里就只有崇高和神圣，就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再疼再累也能昂首挺胸向前走。”
被誉为“国旗之子”的陶维革，也是一个把哨位当作战场的好兵。服役期间，有一天陶维革刚接哨不久，胃就开始疼起来，而且越来越厉害，汗水湿透了礼服，牙齿咬破了嘴皮。但他还是咬紧牙关纹丝不动地站在哨位上，一直坚持到下一岗哨兵来接哨。由于疼痛的时间太长，在回营区的路上陶维革昏倒了。当战友们把他送到医院后，才发现是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已经并发急性穿孔。
看到这种情况，给他看病的医生埋怨说：“怎么现在才来？如果再晚一会就没命了。”
医生立即为陶维革实施了手术。
出院后，陶维革身上留下近20厘米长的疤痕，他对战友们说：“要是换个地方早就挺不住了，当时很想就势坐在护栏的台阶上休息一下，可是，头顶飘扬着五星红旗，身后是庄严的天安门城楼，为了国旗的尊严，祖国的形象，只要有一口气，我就绝不能倒下！”。
守卫国旗是护卫队的又一项重要任务。
设在国旗下的哨位不仅特殊，而且是万众瞩目的一个焦点。国旗哨的一言一行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武警部队的形象和国家形象。为了捍卫祖国的形象和尊严，国旗护卫队的战士们付出了常人想象不到的艰苦和牺牲。
天安门广场上国旗基座两侧的哨兵既是国旗哨又是礼宾哨。
礼宾哨要求哨兵要按照立正的要领两脚跟并拢，两腿夹紧收紧小腹。同时要求哨兵挺胸、抬头、收下颌、双手并拢中指紧贴裤缝线。保持肩平、头正、双眼平视前方。
广场上的哨兵一班岗是两个小时。在这两个小时里，要求哨兵要保持屹立的姿势一动不动。
在游人眼里，国旗下的哨兵是一道夺目的风景。更有不少人以哨兵和哨位为背景拍照。
他们有可能不知道，国旗哨兵应该算是世界上最辛苦的礼仪哨兵了。
礼仪哨，在世界上并不罕见，不论是英国白金汉宫的礼仪哨兵还是俄罗斯红场上的礼仪哨兵，他们在国际上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但与我们的国旗哨相比，他们更多体现出的是一种表演性和观瞻性，而且换岗频繁，纪律也相对松散。
像天安门广场上的国旗哨兵这样一站两小时一动不动的哨位，目前还绝无仅有。
然而，国家的尊严，五星红旗的神圣，也正是在这两小时的一动不动中充分的体现出来。
做一个天安门广场上的国旗哨兵，要具备顽强的意志力。在这一动不动的两小时里，是对人体承受力的一个极大挑战。
国旗护卫队的国旗哨并不是一天只占一个两小时。据统计，最轻松的时候也是“六包一”。就是说一个哨位一天24小时由六个人包揽，除去正常的升降旗之外，平均每人一天还要站两班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