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学术大会（第5页）

这就是顶级学术会议的交锋——不吵架、不煽情、不渲染，只用数据、现实、逻辑说话。

自由讨论环节，才是整场会议最核心的部分。

主持人抛出议题：

“如何建立‘政治决策—心理学研究—精神医学临床’三方协同的危机干预体系？”

第一位接话的，是国内认知心理学界的泰斗。

“我们现在缺少全国常模，缺少统一量表，缺少长期追踪数据，所有干预都缺乏科学依据……”

政治学界的教授立刻跟进：

“数据我们可以支持，经费可以争取，但政策要落地，必须有可量化指标。你们给不出指标，我们就无法写入文件。”

到这里，矛盾真正出现。

江庭屹在本子上写下四个字：落地难题。

郭教授被主持人点名发言。

他没有回避矛盾，而是直接给出临床视角：

“心理学家要工具，政治学家要指标，精神医学要人。一个高风险青少年，从筛查出来，到真正接受规范治疗，至少需要六位专业人员：筛查师、咨询师、精神科医师、心理治疗师、个案管理员、社区随访员。”

他顿了顿，声音冷静：

“现在，大部分城市，连第一位都配不齐。”全场寂静

没有人反驳，因为这是现实。

一位政治学院的资深教授轻声问：“郭教授，从临床角度，最优先解决的是什么？”

郭教授回答：

“第一，把精神科医生下沉到基层；第二，建立强制报告与转介机制；第三，把心理治疗纳入医疗保障。做到这三条，比一百场宣传活动都有用。”

江庭屹一字不落地记下。

他知道，这些话，会被整理进高层决策参考内参。

提问阶段，全场举手的都是教授、研究员、学科带头人。

江庭屹全程没有抬头看任何人，只专注于记录。

他的任务不是参与，他主要是记录一下：谁提问、问什么、谁回答、关键点是什么、争议在哪里、共识是什么。

这时候，有人问：“青少年心理危机，是不是学校责任最大？”

郭教授摇头：“不是单一责任，是家庭—学校—医院—社区四方断裂。我们做过随访，只要一环缺位，复发率提升67%。”

有人问：“能不能用AI大规模筛查？”

心理学教授回答：“可以辅助，但不能替代临床诊断，假阳性会造成二次伤害。”

有人问：“政策最卡在哪里？”

政治学者回答：“权责不清、经费不稳、编制不足。”

江庭屹的笔记本，已经写满了四页。

字迹工整、条理清晰、重点标注明确。

郭教授偶尔侧头看一眼，眼神里微不可察地认可。

江庭屹是他带的学生里，最稳、最细、最能沉得住气的一个。临床不慌，文献扎实，开会从不出错，记录永远可用的一个学生，带他出去，不用担心会丢脸

十一点四十分，会议结束。

没有大合影，没有热闹寒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