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为什么古人认为只有科举才是正途（第2页）

历史上的状元统共才几百位，其中的名人非常多，只是多数并没有做到名垂青史，令后人耳熟能详的地步——实际上，人们所熟知历史人物也不多，他们并不可能都是一甲进士，却很有可能是二、三甲进士。

开科录取以来，科举成了几乎所有读书人步入仕途，实现理想的主要手段。与此同时，科举考试本身的公平性也受到很大的考验，因为总有人试图冲击这种公平选拔的制度。

除却科场舞弊案，科考的题目也受到指摘。出题内容从大范围变成了相对小的范围，这是因为朝廷想要把考试标准化。考试答案的写作，也由相对自由的方式变成了死板的八股文。

起初，唐代有三科，只有进士科受到重视，其余两科被人们逐渐忽略。而进士科主要考的就是写诗作赋，这种诗赋就和现在高考作文一样。文笔好，当然好，但评价标准与阅卷人个人喜好有很大关系。阅卷人并不能保证客观，选拔的结果就与考试的目的背道而驰了。

因此人们就设定了一个标准，考知识，考掌握，考生要专意地往诗赋里加典故，以展现自己的博学。这相当于在高考作文中，考生为了拿高分，拼命地往里加高阶词汇一样，导致的结果就是写作不顾语法，不说人话。然而这些奇怪的词汇，竟然让考生得了高分。唐代的考场诗赋，就有这个毛病。

宋代科举就开始重视策问。这个策问，有点类似于现代公务员考试中的“申论”，考生必须依据问题说出自己的见解。

到了明清时期，出题内容限定为“四书五经”。这种考试当然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可也是为了保持相对的公平。

我们应当注意到，几乎所有全民性质的重大考试，都会经历起初杂类多途举进，后来收缩考试范围，甚至废掉其他升学途径的过程。为了公平，国家一定会堵上所有明显的漏洞，力求保持考试的公平性。明清时期仅限定“四书五经”，就是收缩范围的举动。

即便如此，宋代朝廷还是很重视策论的。三场考试，第一场经义，相当于名词解释，考查基础知识，要用八股文写。第二场考写作能力。第三场考时务，考生应针对实际问题进行作答。头一场就会刷掉不少人，三场都过关的是极少数。

在去京城会试之前，人们必须通过童子试，通过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考试，脱颖而出，成为秀才，录取率大约1%。考取秀才，或者捐个名额出来，才有考举人的资格。秀才考举人，要去省会参加乡试，也就是全省范围的“优秀秀才选拔考试”，大略录取全省前50名。成为举人后，才有资格参加会试，考取进士。三年一场的考核，数千名举人，大略只有前100名被录取。

科考困难重重，故而人们将科举视作正途，对于那些不通过考试就做官的人自然是没好气的。

鲁迅的祖父周介孚便是科举正途出身，由翰林院外放知县，俗称“老虎班”。他脾气差，爱骂人，非常瞧不起非科举出身的长官，经常肆意辱骂、歧视他们，被长官教训了以后，依旧桀骜不驯，到老也不服气。

其实不通过科举而做官，相当于有些人不通过考试就成了公务员。你非说他有能力，正儿八经考上的人绝对不会同意。其实人们并不是非要强调“能力”，多数时候，非正途破坏了“公平”的底线，才是人们所不能容忍的。

左宗棠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政治家、军事家，收复新疆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称之为绝世之才，能力毋庸置疑。然而他从考中举人之后，屡次会试不中，身为大官，却不是进士，遭到了同僚的鄙视和嘲笑。不是进士几乎成了他的心病，最后朝廷赐了他同进士出身，才算了了他的一桩心愿。

进士也有鄙视链，一甲最为光荣，二甲比较自豪，三甲十分羞愧。一甲和二甲都叫赐进士及第，三甲则叫赐同进士出身。曾国藩科举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地位比较尴尬。就跟现在的学生考了个三本似的，虽说也是本科，但在一本学生面前确实有点抬不起头。

曾国藩就羞于提及自己的科举成绩，相传他有个幕友——有人说是左宗棠，实际上不是——非常怕如夫人（小老婆），但又很爱她，经常亲自给她端水为她洗脚。

曾国藩笑话他，出了个上联：“代如夫人洗脚。”

孰料幕友反应迅速，立即对出了下联：“赐同进士出身。”

你看，又提他的三本学历！这让曾国藩非常生气。

进士不等同于本科，其实连秀才也不等同于本科。科举选拔出来的“士”，是有政治权力和相应待遇的，本质上能让家庭实现阶级跨越。所选出来的人才，也确实都是人才，但却不一定是治国之才，因为考试形式与内容的收缩，虽然保障了公平，却使读书人一味追求“考试技巧”，着眼于文笔文字，摇头晃脑，耽于记诵，对于实用技术、治国之术一窍不通。

清朝末年，科举制度被视作无用的制度废除了，实际上只是考试内容出了问题。因此，与科举选拔制度类似的考试制度是绝对不可能消失的，一旦一种制度消失，立即会有类似的机制顶上来。而保证考试公平，永远是新型人才选拔工作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