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退顺水行舟事半功倍（第3页）
后来，张裕钊来到安庆，为曾国藩呈上“天子欲开麟阁待，相公新破蔡州还”一联，曾国藩见到此联后，甚为满意，深表赞赏，他传令将此联向各将领传示。当时，有人认为句中的“麟”与“蔡”对仗不工整，曾国藩听到后，勃然大怒，说道：“你们只知道拉我上草树（湘人士语，意为荆棘）以取功名，图谋富贵，却不好好读书，求得实于。麟与蔡，皆为灵，以灵对灵不算工整，还要如何才算工整？”曾国藩的言下之意为：蔡为大龟，与麟同属四灵之一，对仗自然工整。
曾国藩为什么将李次清的对联撕毁呢？因为李次清的对联有明显的劝进之意，其实，当时不只他一人，其他将领如郭嵩焘、王闿运也极力拥立曾国藩，胡林翼和左宗棠也曾有所表示。
王闿运曾拜见曾国藩，跟曾国藩谈了很长一段时间，主要是提议曾国藩“取而代之”。曾国藩态度严肃，始终不发一言。他以手指蘸茶，好似在案几上写什么东西。当曾国藩起身更衣时，王闿运探身一看，几案上的字迹依稀可见，全是“妄”字。
在曾国藩寿诞之际，胡林翼将“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这一联句亲手送给曾国藩，曾国藩欣然接受。
左宗棠也曾作过一联，交由胡林翼送给曾国藩，联是这样写的：“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曾国藩看后，用朱笔将“似”改为“未”，然后退交给胡林翼。
曾图藩的门生彭玉麟，在他署理安徽巡抚、力克安庆后，曾遣人往迎曾国藩。在曾国藩所乘的坐船犹未登岸之时，彭玉麟便遣一名心腹，将一封口严密的信送上船来，于是曾国藩便拿着信来到了后舱，展开信后，见信上并无称谓，只有彭玉麟亲笔所写的十二个字：
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这时后舱里只有曾国藩的亲信倪人皑，他也看到了这“大逆不道”的十二个字，同时见曾国藩面色立变，并急不择言地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的字）他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接着，曾国藩便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了肚里。
当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时，石达开也曾提醒他，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曾国藩默然不应。
按咸丰帝遗言，攻克金陵，平乱者为王。待曾国藩平定太平军后，却仅被授予一等侯，清政府的做法难以使湘军满意。既然统帅曾国藩官职不高，其部下所封官职肯定会更低。
更离谱的是，清廷军机处令曾国藩呈报数年战争中的开销，并从速办理报销军费事务。为了平乱，曾国藩东奔西走，想方设法地凑军费，勉强维持着部队的生存，好不容易平定叛乱，却遇到报销军费这样荒唐的事情，不由得各湘军将领由怨生恨，萌生反意。
一天晚上，曾国藩亲自审讯太平军将领李秀成，然后到大厅旁的卧室里休息。片刻后，约30位湘军高级将领一起来到大厅，请中军上报曾国藩。曾国藩知道后，问中军：“九帅（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来否？”中军回答说未见到，于是，曾国藩当即传令，要曾国荃速到大厅。曾国荃虽有病在身，然主帅强令，定有大事相商。曾国荃抱病火速赶往大厅。
曾国藩得知曾国荃已在厅中等候，便整整衣服，迈步走向大厅。众将领见到曾国藩后，立刻肃立，敛声屏息，整个大厅顿时异常安静。曾国藩表情严肃，未问众将因何而来，只是让他们坐下。
众将领坐下后，都凝神望着主帅曾国藩。曾国藩仍没有言语，他将在座的众将领扫视完后，命巡弁取出笔纸，结果巡弁取来了簿书纸。曾国藩看后，让其换成大红垂笺。待其将纸换来后，曾国藩走到案前，挥笔畅写，然后便掷笔而去，不紧不慢地入了后室。众将领心急火燎却又不知所措。曾国荃移步案前，低头一看，只见十四个大字跃然纸上：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
曾国荃在读联语的过程中，表情不断变化，先是激动，接着转为凛然，尔后则变为惶然。众将领起身，趋案观之。表情更是丰富，有点头者，有摇头者，有叹息者，还有热泪盈眶者。待众人观读完联语后，曾国荃说道：“大家不要再讲什么了，今后也不要再提这件事，在枝节上出现任何问题，我曾九一人担当。”
曾国藩对清廷是忠诚的，虽然屡次有人劝进，他从不为所动。但是他的忠诚不是愚忠，而是沉着冷静，谨慎地应付着部下那些劝进者。毕竟这些人都是自己提拔或培养起来的，在与太平军的作战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没有他们，曾国藩仅凭自己和家族之力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因此，当部下劝他自立为皇帝时，他更要谨慎处理，既要表明自己没有反意，又要让部下心安，更重要的是不能使部下与自己为敌。
如果曾国藩一味地愚忠，为表自己忠君立场，大发雷霆，或惩处欲造反者，肯定会得罪很多人。更何况，此时的湘军首领都具有了相当强的势力。如果他们联合起来一起造反，曾国藩又该如何？
功成身退天之道
清军江南大营被再度摧毁之后，清朝绿营武装基本垮台，黄河以南再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足以与太平军抗衡，因而清廷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依靠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那拉氏上台之后，又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让曾国藩督办四省军务，身负昔日五位钦差大臣的职权，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调动他的积极性，事权归一，易于成功。
但是，自从进军雨花台以来，曾国藩兄弟迅速扩军，曾国荃所属由2万余人增至5万人，曾国藩指挥的部队由几万人扩大为12万人，除于赣、皖厘金和数省协饷外，增辟粤厘和湖南东征厘金，这就使清政府不能不渐生疑惧，感到湘军对它是一种潜在威胁。清政府的这种感觉与日俱增，隐隐感到自己的最大威胁已不再是行将失败的太平天国，而是手握重兵、广揽利权的曾国藩了。
从这时起，清政府对曾国藩的态度就开始冷淡下来。其第一个表示，就是在曾国藩与沈葆桢争饷时，有意偏袒沈葆桢，裁抑曾国藩。最后虽然以轮船退款解决了曾国藩的乏饷问题，但从此曾、沈不和，使清政府基本达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与此同时，各省督抚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他热情支持了，江西争厘，他省协饷停解，就是明证。
清政府知道，虽然湘军总数有30万人，仪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队就有12万人，但其内部派系复杂，各树一帜，他的嫡系部队亦不过只有曾国荃的5万之众而已。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近，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清政府对曾国藩的部将和幕僚，如已经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和当时尚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而对于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则恰恰相反。1863年5月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之后，仍在雨花台办理军务，未去杭州赴任，亦本属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单折奏事的。曾国藩遂让曾国荃自己上奏军情，以便攻陷天京后抢先报功。不料，奏折刚到立遭批驳。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折奏事，以后如有军务要事，仍报告曾国藩，由曾国藩奏报。曾国藩恐曾国荃心情抑郁，言词不逊，在奏折中惹出祸来，特派颇有见识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迅速赴雨花台大营。
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会受几句赞扬，不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事情发生后，曾国荃部下各将都埋怨赵烈文，以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当言词引起的。赵烈文则认为，这与奏折言词无关，而完全是清政府节外生枝，有意苛求，否则，杭州城破时太平军陈炳文等10多万人突围而去，左宗棠为何不受指责？幸好有人将李秀成捆送萧营，否则曾国荃更无法下台。
但是，清政府并不就此了结，而是步步进逼，揪住不放。数日之后，清政时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了严重警告。上谕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无疑是说，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真是寥寥数语，暗伏杀机。
曾国藩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熟悉历代掌故，当然能品出这些话的味道，掂出它的分量。何况，曾国荃确实非常骄傲，以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劳。后来曾国藩对赵烈文说：“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归功于己。余常言：‘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彼恒不谓然。”因而，攻陷天京前后，就成为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他心里很明白，如何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已成为能否保持其权力和地位的关键，而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政治处境，则是他面临的迫切问题。
曾国荃在功名事业渐趋全盛的时候，还存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心念，这与曾国藩的优谗畏讥、常怕盈满的想法，恰成强烈的对比。所以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要曾国荃时时以此为戒，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切实实践。他在这些地方看得破，认得清，所以他在一开始就有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戒惧心情了。
曾国藩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湘军声威达于极盛之时，毅然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裁湘军归乡里，明白表示自己无挟军权以自重的态度。至于湘军的遣散，远在攻克金陵之前，曾国藩兄弟就曾经有所商讨。而非曾国藩个人的最先主张。
裁军最早的动机，当在同治三年正月，金陵合围之后，因为胜利在望，此时已可开始思考善后问题。曾国藩在二月初二日致曾国荃信中，确已透露。
曾国荃则表示速裁全裁，也与当时郁愤的心情有关，在曾国藩家书中皆可找到二人裁军的蓝图与构想。
金陵克复之后，曾国荃坚辞任官，申请回籍休养，所部必需裁撤是自然之理。只是曾国荃先行回籍，而裁军之事，则留与曾国藩料理。至少可见，湘军之裁撤与曾国荃的引退有密切关系。
至于遣散湘军，从曾国藩一方面的考虑，可简约地做几点分析。
其一，战后遣军，为用兵常规，原为境兵将帅所需考虑。这是根本。
其二，曾国藩既居高位，又建大功获祟爵，原已忧畏权重，岂可久掌兵权，徒增谗忌。遣散湘军，正所谓保泰持盈之计。
其三，湘军合围金陵。成功在望，却使神忌鬼瞰，曾氏兄弟实已陷于群疑众谤之中。功成之后，更要解兵权以释嫌怨。
其四，金陵城破，湘军将校饱掠钱财，非常想返乡置产，斗志已懈，锐气全消，使曾国藩吁嗟于湘军暮气之深。此亦不得不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