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友益友是无价的力量（第2页）

道光二十一年的春节，是曾国藩在京城度过的第一个传统节日。大年初一，他起得很早，作为翰林院的一员，他要参加黎明时在太和殿举行的朝贺大典。隆重的仪式举行完毕后。曾国藩回到家中，拜见父亲后即去各处拜年。此后接连四天，曾国藩每天都是马不停蹄，先走完内城，随后走东城和西城。

他拜年的顺序是先拜老师，他们是曾国藩学习的榜样，而且也是朝中的大官员，多在内城居住。因此曾国藩初一当天，即从棉花六条胡同的寓所拜见了他十分敬重的老师们。这是曾国藩关系网中的第一个层面。

初二这一天，曾国藩前往各处拜访湖广同乡。当时湖南已独立了省份，但明朝时还归湖广省管辖，因此曾国藩拜访的同行不仅包括了寓居京师的湖南籍官员，而且包括了湖北省籍人。这是曾国藩交际圈中的第二个层面。

第三个层面是所谓的“同年”，即同学，按《曾国藩日记》载，这又包括甲午乡试同年，及戊戌会试同年两部分人。道光十四年，曾国藩中举；戊戌是道光十八年，这一年曾国藩正式跻身士林，成为曾门的第一个进士。这也是曾国藩走向社会的关系基础。

对于师长辈的，曾国藩在交往中贯穿一个“敬”字。比如对他的老师吴文镕，逢年过节，自然拜谢有加，吴升任江西巡抚赴任时，曾国藩早早起来，一直送到彰仪门外。

祁隽藻，号春浦，当时颇得皇帝宠信，也属师长辈，曾国藩自然少不了与之往来。他知道祁喜爱字画，于是亲自到琉璃厂买了最好的宣纸，为祁写了一寸大的大字百六十个，恭恭敬敬送上，让祁高兴不已。

对于乡辈同僚，他在交往中贯穿一个“谨”字，即一定距离，不可过分亲近，但必须尽职尽责。比如他主持湖广会馆事务，每逢节令时日，他都想得很周到。

对于同年，他在交往中贯穿一个“亲”字。曾国藩说，同学情谊在所有亲情之外是最相亲谊的。这种感情不源于天然，但又胜过天然。因此，他主张对同年要有求必应，尽己力而为之。

作为现代人，我们每天都面临激烈的竞争与沉重的压力，对于想在这强手如云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成就一番大的事业的人而言，建立和维护好自己的人脉资源非常关键的一步。你的人际关系好，人脉资源丰富，就意味你做事情所能得到的机会就越多，你所能够利用的资源也越多，你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在这一点上，曾国藩的经验值得我们好好的学习与借鉴。

与贤人联姻来巩固势力

传统的中国社会作为一个关系社会，任何人做任何事情都很难离开关系。与有实力的人、有才能的人、有权力的人联姻，这是一种很有效的建立关系的手段，这样就能够壮大自己的势力，在成就大事中多了几分力量。这在传统社会中是司空见惯的事，深谙人情世故的曾国藩也不会例外，他当然会利用这种手段来扩张与巩固自己的阵地，而使自己做起事情更加容易。举例来说，早年同曾国藩换过帖子的至交好友，像刘蓉、罗泽南等人，他们后来都与曾结为了亲家。

刘蓉是曾国藩的老乡，是诸生出身，年少时就曾同曾国藩，罗泽南一起讲求程朱理学。稍长，与曾国藩共读于湘乡书院。随后，又与曾国藩、郭嵩焘同在长沙切磋学术，关系极为密切，三人曾换帖订交。他同曾国藩的气质尤为相近，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曾国藩承认，自己学业的进步，离不开好友刘蓉的启发帮助。1851年，曾国藩为母在籍守制之时，清廷命他帮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但他并不打算应命出山，又是在好友刘蓉和郭嵩焘的反复劝说之下才毅然毁弃前疏，出而视事。在此之前，刘蓉曾致书曾国藩说：“既已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如果仅以“托文采以庇身”，则有华无实，舍本求末，人生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作为一个文人士子，应以“救于治乱”为己任，以“以身殉国”为最终目的。在曾国藩应命出山之际，刘、郭二人也应其请，出而助其一臂之力，但与曾约定：“服劳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曾国藩对刘、郭二人的人生情趣非常钦佩，至交之情有时超过兄弟之情。三人这种相同的志趣，深厚的友情，自然是他们成为儿女亲家的牢固基础之一。

曾纪泽的元配夫人贺氏因难产死去整整一年之后，曾国藩亲自托彭玉麟、唐训方这两位湖南老乡为媒人，想把刘蓉的女儿继配给曾纪泽为妻。他在给曾国潢的家书中，满有把握地肯定此事一定能够成功。过了一年多时间，即1859年11月，在曾国潢的主持之下，曾纪泽与刘蓉之女的婚事在家乡高高兴兴地举办。至此，刘蓉与曾国藩在朋友的基础上又加进了儿女亲家这一层关系。

《清史稿》评价刘蓉是“抱负非常”，“优于课略”，这是很准确的。曾国藩刚出山时，刘蓉写信给他说：“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不仅仅在于自身做到‘其廉可师’、‘以身殉国’，而应站在更高更远处考虑问题。”也就是做到以程朱理学那套大道理去身体力行，发扬光大于世，扭转一代风气，创造出丰功伟业。曾国藩对于刘蓉的忠告，对于治军、治国谋略之论，表示接受采纳，并在后来的实践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后来曾国藩权势日张，湘人以从军获取功名为捷径，刘蓉写信忠告：此风不可长。并请曾国藩能从大局着眼，挽回此种风气。当清王朝“中兴”无望时，刘蓉又劝曾国藩急流勇退。曾国藩回信承认“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对官场却很厌倦了。这说明刘蓉确实“优于谋略”。

曾国藩的另一个至交兼亲家郭嵩焘是湖南湘阴县人。郭嵩焘十八岁的时候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结识了刘蓉。因刘蓉是曾国藩的同乡旧好，所以经刘介绍，郭与从京城回到长沙的曾国藩相见，两人一见如故，相互切磋学问。如前所述，曾、刘都是“笑谈都与圣贤邻”、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但郭的志向与他们有所不同，他的兴趣是专注于词翰之美，也就是说一心想做一个真正的学者。刘蓉在一封信中说，曾国藩将来必定是一位建功立业的大人物，不是一般读书人所能比拟的。而郭嵩焘尽管学问不错，只可能成为“文苑传人”。郭终生明显地体现出文人固有的气质。尽管他在中进士、点翰林之后，也曾担任过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兵部左侍郎、礼部左侍郎，出使英法公使和兵部侍郎等重要官职，但他在仕途生涯中充满着险阻，最终遭革职罢官，忧郁老死于故乡。作为郭嵩焘的好朋友，曾国藩对郭的特长也了解得清清楚楚，明确指出：“筠公芬芳悱侧，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郭嵩焘喜议论，好批评，容易不满现实，近似于屈原、贾谊式的不得志而又不为当道所欢迎的人物，不是能够替封建朝廷担当匡扶社稷的“繁剧”之任的材料。曾国藩无愧为“知人之明”，郭嵩焘后来的遭遇的确证实了这一点。

尽管郭嵩焘与曾国藩志趣不同、个性特征有异，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至交好友的关系。郭嵩焘曾两度赴京会试于礼部，吃住均在曾国藩处。发榜之后，郭名落孙山，不无忧郁之情，曾国藩“力劝之，共酌酒数杯”。后来，郭嵩焘又赴京会试，仍吃住在曾国藩那里达数月之久，这次他终于金榜题名，授翰林院庶吉士。由此可见，郭嵩焘之所以最终跻身科举考试的最高阶梯，与好友曾国藩对他在学业上和生活上的帮助、关照是分不开的。他从内心感激曾国藩；曾国藩也不时流露出对郭嵩焘才识的钦敬之情。正因为他们两人之间有着这样一种亲如兄弟般的交情，所以曾国藩的“夺情”出山，实是郭嵩焘、刘蓉两位好友苦劝的结果。当曾国藩在出山之后，感到经费紧拙而又无从筹集之际，郭嵩焘提出立厘捐之议，规盐厘之法，解决了湘军的第一大困难。此外，湘军水师的创建，也与郭嵩焘有一定的关系。这些建议和主张，对于曾国藩能够造就出一支有别于八旗、绿营兵的新式地主阶级武装，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由于有着上述这样坚实的友情基础，曾国藩的四女曾纪纯成为郭嵩焘长子郭刚基之妻：郭嵩焘与曾国藩结为儿女亲家的事无需媒人说合，全由他们二人做主，于1858年正式定下这门亲事。曾纪纯与郭刚基完婚日期，先是定于1865年，后因郭嵩焘被人劾参而推迟至1866年举行。然而，郭刚基虽人品好，学识广博，但天命有限，与曾纪纯结婚不到三年就病亡了。曾国藩为失去这个贤婚而感到悲伤，特地写了《郭依永墓志铭》以作纪念。

类似的例子还不少。如文武兼治有成的罗泽南，是曾国藩早年从学问道的朋友。在罗泽南驰骋疆场身亡之后，他的次子成了曾国藩的三女婿。再如李元度，是曾国藩患难相依的忘年交，几次舍死护从曾国藩，曾国藩本想促成他与九弟曾国荃联姻，后来却成为了曾纪泽兄弟的儿女亲家。

曾国藩与李鸿章两家，也有姻缘。李鸿章和他的弟弟李鹤章同在曾国藩幕府。曾与李的父亲李文安是“同年”，加之李瀚章、李鸿章均正式拜曾国藩为师，属于曾的得意门生，所以李鹤章与曾纪泽后来成为儿女亲家，李鹤章的第四子娶曾纪泽的长女为妻，使曾、李两家“亲上加亲”，联为一家。

善于倚人而起

一个人成大事，光有出类拔萃的才能还不行，他还必须要拥有一个施展才能的平台与环境，这样他才可能把才力充分发挥出来。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个平台呢？在人生的重要关头善于倚人而起，借梯登高，不失为一条捷径，曾国藩的经验就说明了这一点。

清代末年，仕途冗滥，升迁很难。而出身“寒门”的曾国藩却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连他自己都感到十分意外。曾国藩被点中庶吉士以后，1840年庶吉士散馆，他的考试成绩列二等第十九名，名次仍很高。因此，他被授职为检讨，留在翰林院供职，当时仅是七品官。七年后，他升至从二品的内阁学士，从此他步步高升、一帆风顺。在当时清政府内，湖南人中由科举取士而获得阁学者只有季九师、张小浦和曾国藩三人，而在三十七岁即被升为二品者，仅曾国藩一人。

曾国藩升迁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不外有三：

第一，是他自己养之有素。他在翰林院期间，向来苦读积学，用功不懈、历次考试成绩皆很突出，也就是说确实掌握了真才实学。

第二，是他在京期间，把握住了有利的时机，结交了许多对他有用的朋友。清代的京城，不仅是政治、经济中心，而且是文化中心。京都人物众多，十三年的京宦生活，使他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与朋友相互切磋，不仅在学业上有所长进，而且在事业上相互扶持。

第三，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他善于利用关系，倚人而起，使自己的仕途平步青云。曾国藩在京师的发迹，就得力于善于利用他与穆彰阿的关系。

穆彰阿，字鹤肪，姓郭佳氏，是满洲镶兰旗人，1805年进士，道光时期受到重用，1828年加任为太子少保，既而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后又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历任兵部、户部尚书。1836年，穆彰阿担任上书房总师傅、武英殿大学士，负责管理工部。1838年，穆彰阿晋拜为文华殿大学士。后来有人评论他说：“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这个说法比较适合他的实际。

鸦片战争前，道光皇帝决心查禁鸦片，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穆彰阿不赞成林则徐的禁烟行为，鸦片战争爆发后，他窥知道光皇帝已改变了禁烟的主意，于是就怂恿道光皇帝与英国人要协和议。遂使道光皇帝罢免了林则徐。道光皇帝厌战，而穆彰阿则顺其意，竭力主和。终道光一朝，穆彰阿受宠不衰。穆彰阿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次、典会试五次。大凡复试、殿试、朝考、教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没有一年不参与衡文之役的，因此他的门生、旧吏遍布朝廷内外，知名之士多被他援引，一时人们号称“穆党”。

曾国藩戊戌年会考得中，总裁即为穆彰阿，于是二人便有了师生之谊，曾国藩抓此机遇遂经常与之往来。由于他勤奋好学，颇有几分才干，经常以求学的身份向穆彰阿请教，实际是以此接近穆彰阿。因此，他也甚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赏识，处处受到穆彰阿的关照。

1843年曾国藩参加大考，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要应试诗赋。曾国藩随即回住处将诗赋誊清，亲自送往穆府。这一次拜访似乎成为曾国藩迅速升迁的契机。在此之前，曾国藩的官品一直滞留未动。从此之后，则几乎是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由从七品跃为二品。其前后的变化十分明显。

徐珂在《清稗类钞》中，对曾国藩官运的转机作过生动的描述：

一天，曾国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见的谕旨，遂连夜到穆彰阿家暂歇。第二天被带到皇宫某处，环顾四周，发现并非平日等候召见的地方，无奈白白地等半天，只好又回到穆府，准备次日再去。晚上，穆彰阿问曾国藩说：“你见到了白天被带去的地方所悬字幅吗？”曾国藩答不上来，穆怅然曰：“机缘可惜。”踌躇久之，招来自己的仆从对他说：“你立即用银四百两交给某内监，嘱他将某处壁间字幅炳烛代录，此金为酬也。”当天夜里，仆从将太监抄录的壁问字幅送给穆彰阿。穆彰阿令曾国藩熟记于胸。次日入觐，皇帝所问皆壁问所悬历朝圣训。因为奏对称旨，曾国藩大受赏识，道光帝还谕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从此以后，曾国藩便恩宠有加，平步青云！

纵观曾国藩在京仕途迅速升迁之过程，一是靠自己平时的努力和积累，二是靠他善于利用与穆彰阿的关系借梯而起。没有穆彰阿的知遇之恩及指引之功，无论曾国藩多勤奋上进，聪明能干，要在十年之内，连跃十级，那也只是天方夜谭。

中国古代有这样一则故事，说一位年轻人在海边看垂钓，见老者不时就有鱼上网，一时羡慕不已。老者告诉年青人，与其这样看下去，不如回家织个网，就会有鱼上钩了。这就是“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要想成就一番大的事业，我们一方面要自强不息，注意培养自己的才干；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学会“结网”，善于在自己未发迹之时结交有用的关系，并善于利用与把握各种关系，借梯而上，在一个好的平台上去施展自己的宏图大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