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效率是成功的保证（第3页）

曾国藩认为，若想成为成功者，就要“敬德修业”，积极进取，而没有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是难以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生的进取，是从“学问”两字开始的，只要能够坚持下去，阅历就会逐渐广博，渐习渐熟，就可以获得成功。

积极进取是一种提升自我的动力，是人生修养中应该具备的一项基本要求，曾国藩就是在这样一种奋发进取的思想基础上，不断完善自我，终于实现了这个“敬德修业”的远大抱负和人生目标。

势不可用尽，功不可独享

有难同当，有功独享，是事业的大忌。

曾国藩提出“有难先由己当，有功先让人享”的观点，认为“此乃事业之基”。他还把与别人分享功劳当做是减祸之道，是加福添寿之药方。

1。盛名之下求自保

曾国藩认为，权重于一时，会树大招风，盛名之下难以自保，因此，反复自律：

古人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负乘之咎也。

为此，他告诫自己和部属、亲属一定要注意“富贵常蹈危”这一残酷的历史教训，自古胜败轮回，有福必有祸，要谨防乐极生悲，他说：

日中则昃，月盈则蚀，五行生克，四序递迁，休旺乘除，天地阴阳，一定之理，况国家乎？况一省乎？况一门乎？

一般的人在处世和求利方面，大多都是奋勇争先、当仁不让的，但是，作为一代名臣的曾国藩却反复告诫自己：“不敢为天下先。”曾国藩认为，人才不同，则其缺陷也各不一样。对于一些颇有才干的人来说，“傲慢”、“目中无人”是最大的缺点。

曾国藩说：“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吾因军事而推之，凡事皆然。”因为才干超人，本来就引人注目，而又加之狂傲，就会将自己置于众矢之的的境况。所以此等之人应该学会深藏不露，不可事事都争“天下第一”，曾国藩常常引用老子所说的“不敢为天下先”这句话，就是不敢以占据第一等而自居。

作为曾国藩九弟的曾国荃具有暴烈的性格和急功近利的天性，曾国藩对这个弟弟的性格十分了解，因而常常用自己的经历和体会来训诫他，让他不要事事都做天下先，这完全是从曾国荃的个性缺陷出发而提出的金玉良言。

曾国荃当年进攻金陵时，曾国藩为了教他少居功惹祸，每次写信都多有提醒警告的话，身为朝中第一汉臣的他深深知道大名气不可强求。

果然，后来曾国荃攻克了两个省，功勋虽然不能说不可磨灭，但其事业根基已十分深厚。此时的曾国藩对其弟已不患不能通达、不患不能自立，但患其不能稳固适应，患其不能自甘寂寞而繁荣发达。因而又劝告曾国荃以后安身立命总应该从风平浪静方面考虑，千万不要掀天揭地。

与此同时，曾国藩深深地反省了自己率湘军出征以来的经验教训，认为自己高傲视人、落落寡合、不能以柔克刚是最大的毛病，事事争天下先会伤别人之心，夺别人之志，导致嫉妒和攻击。

当湘军主力正攻打天京外围的时候，对许多人来说，这正是曾国藩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但是这让曾国藩反而惴惴不安，思考着自己应该寻找退路了。因此在同治元年（1862年）秋冬之际，湘军在攻打雨花台时，曾国藩就想上书辞去两江总督及钦差大臣职，只是由于曾国荃的反对而作罢，但是他仍决定在两者中辞去一职，以示自己不敢贪恋权位。当天京攻破，有人“劝进”时，曾国藩断然决定裁撤湘军五万人。

这种种迹象表明，曾国藩是一个深知官场权术之人，知道在什么时候放弃，以求保全身家性命。

2。功不己居，名不己出

曾国藩说：“宦途险恶，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不易矣。”“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

曾国藩把这种信念用在自己的事业中，就是功不己居，名不己出。在军营里，每每听到曾国藩谈到收复安庆的事，他总是归功于胡林翼的出谋划策，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到后来攻下金陵，则又归功于各位将领，而没有一句话提及他自己以及他的弟弟曾国荃。谈到僧格林沁进攻捻军的时候，赞扬他能吃苦耐劳，说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称他们是一代名流，不是说自愧不如，就是说谋略莫及，这些从他的奏折、信函、日记中都能表现出来。

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曾国藩与左宗棠均为朝廷重臣，由于政见不同，关于他们不和的传言有很多。

曾国藩性格内敛，左宗棠性格张扬，时人多说：“曾公眼中有左宗棠，左公眼中无曾国藩。”不过，矛盾归矛盾，曾国藩对左宗棠这一出自自己部下的幕僚一直礼让为怀。这还得从湖南巡抚陈宝箴曾经给曾国藩讲起的一次亲身经历说起：

有一次，湖南巡抚陈宝箴去南京见曾国藩，曾国藩见他汗流满面，问是什么原因。陈宝箴笑着说：“我是给人做了一回鲁仲连。我来的路上乘船，舵工和橹公因操作意见不一致而争吵。两个人越说越生气，竟然舍船登陆，将船停在了半途。船上没有船工，在水流的冲击下都快要翻了。我有些害怕了，就赶紧登了岸，对那两个人说：‘你们是因船而怒，可见都是爱船之人。现在你们舍船而斗，船没有人管，都快翻了。为什么不同舟共济，一起保护此船呢？’这两个人都被我所感动。于是我邀请他们进了一家客店，出钱置酒，二人和好如初。耽搁了这么半天，我怕来迟，所以跑出汗了。”

曾国藩听说了这个故事，若有所思，最后大笑说：“难道我还不如一个船工吗？”从那以后，曾国藩和左宗棠虽然意见分歧还是很大，但在军事计划上却从没起过冲突。

因此，对于大功之名，大任之职，他常常只是推让，才能持盈保泰，“不敢为天下先”的意思盖由此而来。

置身官场的人，除了那些十足的奸佞之辈、利禄之徒，许多人总还是希望生前身后能够留下个好的名声。岂不知这却潜伏着危险。古时封建统治的最高掌权者不只对战功卓著的大将们心怀猜忌，对那些政绩突出、德行优异、名望崇高、口碑传颂的大臣，也是心存嫉恨的，一旦你的光芒超过了君王，形成了一种喧宾夺主的态势，你的灾祸大约也快要临头了。

古代大臣中的一些智者，总注意把握住一个分寸，不要使自己的光芒太为耀眼，以致使得君王的形象显得相形见绌、黯然失色；要有意识地掩饰一下自己的美德卓行，甚至故意干出几件不怎么得人心的事，自毁名声，以使君王得到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从而释疑化妒，以求自身的安全。

曾国藩懂得树大招风的道理，因此，他一向不愿争功夺利，因为这样只会为自己带来更多的嫉妒者，使自己陷于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