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尽心尽责 造就坚毅的品格（第2页）

曾国藩刚办团练时，由各处调来省城的绿营兵，也有数千之众。按照惯例，训练绿营兵本是提督的职责。但湖南提督鲍起豹无能，绿营兵乃一并归曾国藩所选拔的中军参将塔齐布统一训练。

曾国藩对于训练，要求颇为严格，风雨烈日，操练不休。这对于来自田间的乡勇而言，并不以为太苦，但对于平日只知喝酒、赌钱、抽鸦片的绿营兵而言，便是一种“折磨”。先是副将清德拒不到操，接着提督鲍起豹也和清德联合起来，与塔齐布为难寻衅。公然对士兵宣称：“大热天还要出操，这不是存心跟将士们过不去吗？”煽动绿营兵的不满情绪。

当时长沙城内，绿营因战斗力差，颇受勇丁轻视，而勇丁的月饷，高出绿营兵二三倍之多，绿营兵也嫉愤交集。因此兵与勇时生摩擦。鲍起豹等人又从中挑拨，双方情况颇为紧张，械斗也屡见不鲜。

曾国藩起初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只将参与械斗的勇丁加以棍责，严行约束；对绿营兵则置之不问。谁知这一来，绿营气焰更盛，益发耀武扬威，公然凌辱勇丁了。曾国藩不得已而咨请鲍起豹按军法整饬，鲍置之不理。

绿营兵胆子更壮了。1853年9月8日，绿营兵居然整齐队伍，带着兵器，鸣号击鼓，包围了参将府，要杀塔齐布。吓得塔齐布躲在菜园旁边的草丛里，没有被找到，才逃过一命。绿营兵放火把参将府烧了，又到团练大臣曾国藩的官邸，照样团团围住，扬言要杀曾国藩。幸而曾国藩的临时行馆设在紧靠巡抚衙门的射圃中。见事已急，乃亲自去叩巡抚骆秉章的偏门，骆出来喝止，绿营兵才散去。然而曾国藩所统率的湘勇，日子却更难过了。

有人劝曾国藩据实参奏鲍起豹等人，而曾国藩刚于不久前参革了副将清德，这时不便再动弹章，于是托言：“做臣子的，不能为国家平乱，反以琐屑小事，使君父烦心，实在惭愧得很。”即日将所部湘勇分别遣驻外县，自己的办公大营也移驻于衡州。由此可见，曾国藩在自身利益受损的时候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分析利弊得失，以忍而保大局。其实这也是曾国藩一贯所奉行的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处世之道的体现。

由此不难看出，摆在曾国藩面前的最大困难不是外患，而是清政府本身在政治、军事与财政各方面，存在着太多的矛盾和弱点，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与太平军作战。其次就是湘军本身缺少战斗经验，难当大敌。

在以后的六七年中，曾国藩虽然为自己建立了一点声望，而来自各方面的挫辱和打击，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正所谓：“忍字头上一把刀”，真正做到这一点，就要奉行“息事宁人，以大局为重”的处世哲学。

2。对待地方乡团，委曲求全

1858年6月，曾国藩被命于江西领导湘军作战。但是湘军与地方乡团不和睦，常被伏击。安徽六千精锐惨遭败绩，将领也阵亡，景德镇一带的湘军也接连失利。曾国藩为此很是头疼，军队的士气，士兵的体质也大不如前。正不知所措之际，又接到了增援浙江和安徽的命令，不久又被要求协防湖南。朝令夕改，杂乱无章，使曾国藩无所适从。他自知因无固定地盘，只好由人摆布，委曲求全，精神极感苦恼。可见息事宁人的处世哲学也要付出精神痛苦的代价。

历经坎坷，1861年8月，曾国荃终于攻下安庆，长江流域千里均归湘军掌握。曾国藩分兵三路，直指江浙地区。可是曾国藩所遭遇的困难，仍是纷至沓来。先是胡林翼积劳病死，顿使曾国藩失去一个最有力的伙伴，平添厉顾之忧。后又因为三路东向的大军，只有弟弟曾国荃一军始终听命于他，其余李鸿章与左宗棠两路，都时时表现不合作的态度，使曾国藩伤透脑筋。但按曾国藩的为官之道，还是按捺性情，息事宁人，没有激化矛盾。

曾国藩的累不只是身体上，更是因为多点作战，处处上心处处操心。曾国荃围攻金陵的军队虽未发生不听指挥的问题，然而屯兵城下日久，士兵疲惫，军饷不继，军心士气日渐涣散，也使曾国藩备感忧心。同治二三年间，金陵城外的湘军，因为粮饷缺乏，每天喝稀饭度日。曾国荃对那些家乡子弟兵，渐感难以约束。抢掠平民、**妇女的事，也层出不穷。曾国荃拿不出粮饷来解决问题，自感无颜以对部属，只好置之不问。曾国藩听说后一面担心弟弟的病体，担心军纪败坏的湘军，随时有叛变崩溃的可能：一面还要承受来自清廷的猜疑、僚属的离心等等打击。更要命的是缺饷的问题不光在曾国荃一部，其余的地方情况也很严重。诸多问题，一并爆发。

曾国藩身体素来孱弱，至此郁气中结，旧疾新病，一齐并发，饭后呕吐、头脑晕眩、手脚抽筋，痛不可忍，至于不能工作，无奈只好奏请给假调养。所以曾国藩曾说：“困心恒虑，正是磨练英雄，育汝于成。夫尝谓余叹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

这句话体现了曾国藩在矛盾丛集、内忧外患的境况下的一种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的处世观，而对于当时为官的他，也算无奈之举了。

“任”字当头躬身入局

如果把活着当成一种责任，会很容易就感觉到疲累，但若把世界当做是自己的，把小我放进大我里，那么为此而做的所有事情都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凡办大事的人不会一味计较自己失去的，会先认清什么是自己应该做的，自己肩头的首要责任是什么。

1。以天下为己任

曾国藩相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理，说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辈当尽人力之所能为，而天事则听之彼苍。在谈到自己为什么能够有所作为时，曾国藩自己也说：真正的圣人君子的行为准则，在于责任，并且以此去倡导天下的人们。世道之所以变乱，是因为上上下下心中充满了物欲，每个人都只为自己考虑，自私成风，给社会带来危害。当灾难来临，他们四处逃避，甚至都不肯出哪怕一丝一毫的力气来为拯救天下做点事情。于是那些有责任感的人站出来改变这些坏的现象，克制自己的欲望去关心他人，提倡社会责任感，反对自私自利，挺身承担各种困难。于是人人都仿效他们的行为，都把苟活看作是羞耻的事情，躲避是可耻的行为。我们的君子们之所以能够鼓舞众人，历经九年而平定大乱，全在于“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

2。执著于躬行践履

曾国藩对躬行践履最为执著，他提出的“躬身入局”就是不当旁观者，不当看客！而是要从自己做起，虚心实做，则近于成功。这就是把责任感与具体行动相结合。

为此，他主张“言不妄发”。他认为做应做之事，说应说之话才是本分的事情。他还以此教育弟弟回顾历朝士大夫的兴衰，多应以此为鉴。这也是完善自我，振兴家业的根本。

曾国藩还主张“虚心实做”，倡导躬行，自然就反对讲资格，问样子。他说：“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防彼碍之弊。其夫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在他的眼里，表面功夫是没有效果的，是一种极不可取的处事态度。

正因如此，曾国藩的责任感和良好的品性深受众人认可。薛福成认为曾国藩有建树的原因不光因为有强烈的责任感更是由于宏毅的个性。他说：“道光、咸丰时期，相安无事，每个人都浑浑噩噩的，突然有贼寇举事造反，却没人能制止得住。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临头只会趴倒在地，互相对望而毫无办法。”

曾国藩当时奉旨治丧在家，接到命令马上组织乡兵出去。打破旧的规章的束缚，自己创立军队编制，和叛军孤身奋战。当时，反贼像决堤的河水，又像草原上的大火，势头凶猛，人们都束手无策，只有曾国藩奋起抵抗，四处战斗。结果孤立无援，进退两难。但即使如此，曾国藩仍然坚守节操，从容指挥。他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是与他“以国为己任”的忠心有关联的。

“不论文武将相名贤，凡是有才能的都举荐任命，委以重任，直到最后收复失地、平定叛乱，社会得以安定，事业由此中兴。像曾国藩这样挟持乱世，成就的确重而且远，可以称得上是宏毅的人吧？”这里的“宏毅”也是从不做看客，而是由内在责任心驱动下的坚持到底。

正是因为这种以国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感和胸怀，使曾国藩出类拔萃，坚强谦谨，志向上坚贞脱俗，处理公务，待人接物都鲜有差池，写过的书籍卷稿人人看来皆有获益，这所有的一切都因为他心中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把自己应做的所有事情都当做责任来对待。

3。人当自强

曾国藩说：人当自强，自强为国。至于说到一个人的强大，在我看来，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情况。曾子的“自反而缩”，也就是孟子将仁义和谦虚集于一身的强大，这种强大与孔子告知弟子仲由的强大，大概可以久长。另一种强大是斗智斗力。有因此而大兴的，也有因此而大败的，如古代的李斯、曹操、董卓等人，这些人的智力可以说都是横绝一世的，但是他们的失败祸害也非同寻常。所以，我们在自我修养上求强是可以的，但在逞能斗狠上求强就不行了。

由此看来，一个真正强大的人，或者说想获得永久强势的人，要学会先从品质上变强。集责任感、谦虚、仁义三种品质于一身。光是形似而忽略实质是行不通的。

4。自我肯定，自我超越

曾国藩认为要获得对他人的超越感和优越感，首先要做到对自我的肯定、服从或尊敬。不能只在某一时间、某一场合或某一范围内你确实征服了别人，而在另一时间、另一场合或另一范同内你又征服不了他人，那么你所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广大。最后你就把自己陷入一个孤立的境地，结果你发现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难。所以说，真正的征服是品格上的敬佩，是精神上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