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大学与经院学者（第2页）

阿伯拉尔

阿伯拉尔将经院哲学理性化一切的倾向推向了极致。他教导：“相信教义，并非因为上帝说过，而是我们相信通过推理确实如此。”他宣称怀疑是追寻知识的起点，并收集了早期教父在每个可信的神学问题上相互矛盾的观点，写成了《是与否》（SiSoandNotSo）一书，目的明显是为了激发自己的门徒达到此种理想的精神状态。

教会保守派被这一理性化的哲学吓坏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鼓动者克莱尔沃的伯纳德，加入了反对这位人类理性的狂妄斗士的行列。伯纳德的理论是：人是通过心灵获得知识，而不是智力。他正言道：“爱上帝与知上帝成正比。”他以“天地之事，其无所不知”来指控阿伯拉尔恃才傲物，控诉信仰已不再，人类理性篡夺了一切。

伯纳德以同阿伯拉尔相反的理论与观点揭示着被称为神秘主义（Mysticism）的情感宗教与阿伯拉尔所代表的经院学者的理性主义之间无法调和的对立。

时势与阿伯拉尔相悖。他的某些观点遭到两次大公会议的谴责，并被迫烧毁了部分著作。这是中世纪时期最值得注意的教会权力与思想自由之间的冲突。

阿伯拉尔作为哲学家的光辉形象因个人的严重错误失色不少。阿伯拉尔受人所托教育一位生性聪慧的迷人少女爱洛伊斯（HedoiseHélo?se），但却背信弃义。师生之间的秘密婚姻注定要悲剧收场。“阿伯拉尔和爱洛伊斯的故事”成为12世纪最为浪漫却又最为忧伤的传说。

268。13世纪的经院哲学；大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阿奎纳

13世纪见证了经院哲学的新发展。西部基督教新智识活动的推动力与许多其他类似的刺激一样，也源自古希腊。这次来自多种渠道：一是西班牙的阿拉伯学校；二是希腊-阿拉伯学识得到腓特烈二世皇帝庇护的意大利南部地区；三是通过十字军战士占领君士坦丁堡建立起来的拉丁人的西部同希腊人的东部之间的紧密关系。

大阿尔伯特

13世纪的前二三十年，经院学者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首次获得了亚里士多德的所有作品。在此之前，他们只知道他的逻辑学；但在这个时候，亚里士多德的所有著作均被翻译成为拉丁语——起初译自阿拉伯语或希伯来语版本，后来直接从希腊文本翻译过来。连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经院学者也获得了相关阿拉伯和犹太注释者的作品（109）。首位得到亚里士多德几乎所有作品的经院学者是黑尔斯的亚历山大（AlexanderofHales，卒于1245年）。

这些新鲜的哲学与科学知识对西部基督教思想家的巨大影响怎么夸张都不为过，经院哲学的伟大时代就此到来。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是新运动最重要的中心；托钵修会孕育了最杰出的代表。

来自多明我会的艾尔伯图斯·麦格努斯（AlbertusMagnus，1193—1280），或“大阿尔伯特”（AlberttheGreat），被称为“亚里士多德第二”；托马斯·阿奎纳（ThomasAquinas，12251227—1274），被称为“天使博士”（Aor）（110），是阿尔伯特的得意门生。作为哲学家，这些经院学者彼此之间的关系就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而他们的名字也同这些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联系在一起。

托马斯·阿奎纳

作为中世纪时期最伟大的经院学者及神学家，阿奎纳的声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巨著《神学大全》（SummaTheologiae）。在厚重的书页之上，所有已示的真理、所有教会的教义、所有相关的知识都通过无可辩驳的逻辑进行了系统地编排与衔接，使其成为一本完全可以理解的绝对科学之书（111），被视为正统天主教的经典。教皇利奥十三世（1878—　）（112）在通谕中称其为“所有学习场所最亮的光”，并告诫所有的老师“要将托马斯·阿奎纳的学说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

说到托马斯·阿奎纳就不得不提到英格兰方济各会修士邓斯·司各脱（DunsScotus，卒于1308年），他以敏锐的分析才华而被称为“精微博士”（SubtleDoctor）。“邓斯·司各脱的思想，”米尔曼教长说，“似乎是一台绝妙的推理机器；无论扔进去什么，出来的都是三段论。”上述历史学家认为邓斯这种精神产品的价值是“人类思想史上最美的真相”。

邓斯·司各脱反对托马斯·阿奎纳的某些思辨观点，使其成为了对立哲学学派的首领，他的信徒被称为司各脱主义者（Scotists），而另一派的追随者被称为托马斯主义者（Thomists）。

269。经院哲学科学的一面；罗杰·培根

典型的经院学者是逻辑学家，将推理的对象同神学相联系是其最高价值；然而，也有一些经院学者主要致力于自然科学，并试图不是仅通过书籍，而是通过直接的个人观察和研究自然本身来获取自然知识。这种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动力主要是通过接触希腊与阿拉伯的知识而传给了基督教学者。因此，公元999年，热贝尔（Gerbert）成为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据说曾在西班牙求学的他给基督教欧洲带回了他在阿拉伯学校学到的宝贵科学知识。

在刚刚提及的西欧与希腊-阿拉伯文化初次接触以后的一段时期，大阿尔伯特用奇特的方式将亚里士多德哲学同阿拉伯科学结合在一起，并在化学方面获得了有价值的发现，而且在那个迷信的年代，人们相信他在实验室中运用了不可见的、幽灵的力量。

罗杰·培根

但在经院学者时代，科学活动最杰出的代表是英格兰方济各会修士罗杰·培根（RogerBa，卒于1294年），因其在力学、光学、化学和其他科学方面的奇妙知识而被称为“奇异博士”（Woor）。他弄清了火药或类似爆炸物的成分，并在其作品中写道：“如此一来，无马之车和无帆之船便可推动自己像离弦之箭一般迅速行驶。”（113）因为他被同时代的人认为与魔鬼为伍，从而遭到迫害，入狱14年。然而有一点毋庸置疑，培根肯定是与所研读著作的阿拉伯学者为伍了。

罗杰·培根留给后人的最大遗产是一本叫作《大著作》（OpusMajus）的书，其中以一种惊人的方式预测了17世纪弗朗西斯·培根（Fran）主张的近代演绎科学原理（114）。“先验的正确历史判断”，安德鲁·迪克森·怀特（Ae）说，“似乎将两位培根推至近乎同等的高度。”（115）

270。最后的经院学者

14和15世纪见证了经院哲学的衰落。英格兰人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ofOckham，卒于1347年）通常被视为最后一位著名的经院学者（116）。学术争鸣在13世纪大哲学家不称职的继任者们手中沦为了对无聊无理问题的毫无价值、漫无目的的争论。中世纪后期标志着古典文化的复兴，赋予了人们新的学问，因而无限鄙视与嘲讽这种退化的经院哲学代表。这一时期的历史对经院学者鄙视的用词用现代语来说，就是“笨蛋”（dunce）。该词原本是对伟大的邓斯（Duns）或其他学者的尊称，此时却讽刺地指那些与古典研究背道而驰的愚蠢学者，因而有了“荒谬的傻瓜”（preposterousdolt）这一今义。

271。经院学者批判

经院学者备受指责，而这种责难只适用于经院哲学衰落时期的无知学者，如果针对经院学者整体，则极失公允。

因此，经院哲学家们被指责采取了逻辑，而非观察与实验的近代科学方法，作为检验和发现真理的工具，并谴责中世纪的学者几个世纪里在精神踏车上乏味而无益的辛勤踩踏。

想要理解神学家对逻辑的**真的很难；而且，通过此种途径人类也真的无法取得智识上的实质进展。但定要懂得任何特定时期的精神和属灵活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特定的时代环境，因此责备经院学者以上诸事，就如同责备他们生不逢时一样。

另外，经院学者还被指责培养了对权威卑躬屈膝的奴性。这个缺点，如果的确是缺点的话，也仅仅是夸大了人们现存于己的自认美德罢了；因为现今许多最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在所有宗教问题上，都要服从权威：要么服从《圣经》，要么服从教会，或者两者都服从。经院学者也不过如此而已。一些科学家甚至认为证明他们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结论与《圣经》的教义并不冲突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所有这些调和科学与神学的尝试中，近代学者只不过是在继续中世纪哲学家未竟的事业而已。在这种情况下，经院学者比近代学者更服从权威也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当时神学几乎是所有科学的总和，因此涵盖了中世纪时期提升心智的几乎所有学科。

272。经院学者对智识进步的贡献

经院学者在人类思想的发展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有两个独特而重要的贡献：

首先，经院学者通过不断的辩论和论证激活了中世纪的思想，并在精确推理的过程加以训练。他们把当时的大学打造成了真正的精神体育馆，欧洲人在那里愉快地接受无与伦比的正式培训，并为这座精神体育馆未来能产生更丰硕的成果做了不可或缺的准备。该体系培养出的智力运动员，在思想的敏锐、分析的细致、定义的精确、辩证的技法方面，最伟大的经院学者们至今无人能及。

其次，经院学者为思想自由作出了巨大贡献。这种说法乍一看似乎自相矛盾，尤其是想到推理要服从教会权威是正统经院学者要遵守的基本准则之一时。但是，他们赋予人类推理的地位及其对此的不断求索，为全面而明确地主张思想自由的原则铺平了道路。塞斯（Seth）教授说：“经院哲学作为一个整体，可以恰如其分地视为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中得以完成的理性发展与逐渐解放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