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神权与君权（第2页）

当时这些世俗王公对教会职位和土地的授予就像对待自己的封地一样。如果提名任命和授予道院院长或辖区主教的职位，他们则要求从其职位收入中按一定比例提成。这严格遵照了封建制度的规定：封君有权要求其封臣为封地支付继承金。这一规则也适用于教堂的土地和职位后，自然而然滋生了罪恶与腐败。神职空额几乎都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因此，最不合适的人成为了主教和修道院院长。这些神职都授予了封君的亲信、食客、孩童以及那些最臭名昭著的恶人。

这就是教堂将其土地和职位适用于封建制度之后带来的混乱状态。维护教会团结和保护宗教本身都需要将其土地和职位的控制权从世俗统治者那里夺回来。

为了消除邪恶，格里高利于1078年和1080年两次颁布教令，禁止任何神职人员从世俗王公或封君那里接受主教或修道院长职务。任何一个敢于违反教令的人都会被开除教籍。

格里高利通过这一大胆的举措，意欲从封君和封建王公手中夺回教会职位和土地授予权，以及从这种关系中所获的巨额收益。当时在西方的主要国家，教会掌握了14的土地，所以这一革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改革如果完全成功，教皇则成为这些广阔教会土地的封建主或最高领主，并最终极大地遏制和削弱西方基督教世界各个世俗统治者的权力。

179。开除教籍和停止教权

格里高利施行其计划依靠的主要工具是教会的精神武器：开除教籍（Exuni）和停止教权（I）。

第一个是针对个人。开除教籍之人与其他教职人员的关系被切断。如果被开除教籍的是国王，那么他的子民将不再受制于对他所发的效忠誓言。任何为开除教籍的人提供食物和住所的人均会受到教会的惩罚。活着，开除教籍的人如染瘟疫一般被世人躲避唾弃；死去，将被拒绝以正常仪式下葬。

停止教权则针对某个城市、行省或国家。在这一禁令下，整个教区的教堂都被关停；禁止敲钟、禁止主持婚礼、禁止举行葬礼。只可以主持受洗和涂油两大圣礼。

在现今怀疑论时代要去认识这些禁令在“信仰时代”的影响并非易事。桀骜不驯的违反者极少能够逃脱制裁，要么迅速低头忏悔，要么自食恶果、自取灭亡。

180。授圣职权之争；卡诺萨之辱（1077）

强烈反对格里高利改革措施的正是德意志。候任皇帝亨利四世（1056—1106），被教皇威胁开除教籍并废黜帝位，却于1076年在帝国召开宗教会议予以应对，甚至要求教皇退位。格里高利反过来在罗马召开宗教会议废黜皇帝并开除其教籍。教皇的教令如下：“因亨利皇帝之子亨利国王对罗马教廷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傲慢无礼，我以全能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之名，收回通过你（圣彼得）授予其统治德意志和意大利王国的权力。我解除所有基督徒对其所宣和将宣之誓言；并且禁止任何人待其为国王。”（31）

卡诺萨之辱

这是一位教皇首次冒险罢黜一位国王，也是该教令值得关注之处（32），此后这一先例经常被沿用。

亨利被罢黜鼓舞了其统治区域内不满臣民的反抗。他成了被天国诅咒的人，人们唯恐避之不及。他的权力几乎完全不在掌控之中，王国也即将土崩瓦解。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等他去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去拜见格里高利，谦恭地请求原谅，并恢复对教会的支持。

1077年，亨利前往位于亚平宁山脉（Apennines）的卡诺萨（ossa），这是著名的托斯卡纳的玛蒂尔达女伯爵的城堡，格里高利当时正在那里，但拒绝见他。时值隆冬，国王身穿麻衣，赤足立于满是积雪的城堡院落里，连续三天等在那里请求教皇接见，并准备跪于其足前接受宽恕。

这是道德意义上最令世人瞩目的事件之一：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恺撒和查理大帝的继任者，沦落成为罗马教皇门前被拒绝的忏悔者。

第四天，格里高利同意接见国王，免除了开除其教籍的处罚。亨利这是“屈身去征服”，因为胜利是属于他的。他迫使不情愿的教皇赦免了他，从教会的责难中解脱，对亨利及其理想都意义深远。

现在，亨利可以为他所受的耻辱报仇了。他召集了一支军队突袭罗马。在罗伯特·圭斯卡德（Ruiscard，详见第162条）率领下的诺曼人前来保护教皇。在随后的战斗和混乱中，罗马几乎变为废墟。格里高利被迫到萨莱诺（Salerno）寻求避难，并于1085年客死他乡。他的遗言是：“我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我客死他乡。”（33）

但争端并未就此停息。格里高利的继任者继承了他的遗志，亨利再次被开除教籍。在与教会势力作了长期斗争并遭到被煽动的儿子起兵反叛之后，他最终于1106年心力交瘁而死。在5年的时间里，他的遗体被拒绝安葬在神圣的土地上；但最后，教会的禁令被解除了，他带着应有的荣耀入土为安。

181。沃尔姆斯宗教协定（1122）

亨利蒙羞虽然给自己带来了个人的胜利，但却给皇权的声誉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尽管如此，他的继任者还是继续同教皇争斗。经过多年的艰苦斗争，事件终于在1122年有了结果，就是著名的沃尔姆斯宗教协定（s）。协定规定：经过自由教会选举产生的所有帝国主教和院长，都应由教皇授予象征属灵管辖权的戒指与权杖；而皇帝则是通过触摸其世俗权力象征的权杖行使其授职权。此次双方都承认，所有的属灵权力源于教会，而所有的世俗权力来自国家。这是一种妥协：“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神的物当归给神。”

但是无论看上去这一妥协是多么的平等，它都是一场神权的道德胜利。协议把教会从完全世俗化的极度危险中解救出来；因为如果世俗权力在纷争中取得胜利就会使教会成为“世俗地方官员手中操控的机构”（34），成为封建帝国和君主制度的组成部分，就像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庙宇是城邦的组成部分一样。

教皇和皇帝的权力之争告一段落，而此时的欧洲人民开始一致对同一事务产生了惊人的高涨热情：十字军东征，或圣战。

神权在同君权斗争的过程中获得了威望与力量，令教皇得以施加影响，组织并实施了十字军东征；而与此同时，又正是这一伟业反作用于神权，极大地帮助教皇实现格里高利欲把教皇的权力打造成西方基督教世界无上权力的理想。

国王通过授予主教权杖进行的授权仪式